欧洲新兴科技枢纽（泛指）完成未披露金额融资：生物技术“去中心化”浪潮重塑创新版图
当伦敦、柏林等传统巨头仍在吸引全球目光时，一股暗流正在欧洲大陆涌动：根据Sifted最新数据，H1 2026年欧洲科技交易活跃度同比增长显著，数十个新兴枢纽正在凭借专业化优势与本土资本崛起，尤其以Biotech领域为最。这不禁让人追问：当“小而美”的科技中心开始蚕食巨头的交易份额，欧洲的生物技术创业生态是否正在经历一场去中心化的结构性变革？
欧洲科技版图重塑：资本与专业化的“去中心化”浪潮
2026年上半年的数据，像一盆冷水浇在了传统欧洲科技版图的热灶上。Sifted的统计显示，虽然伦敦、巴黎和柏林依然占据交易数量和金额的头把交椅，但增长最快的并非这些超级枢纽。真正搅动池水的，是乌普萨拉（Uppsala）、欧登塞（Odense）、隆德（Lund）这些此前被VC雷达边缘化的名字。
乌普萨拉，这个距离斯德哥尔摩仅70公里的大学城，在H1 2026年录得了惊人的121笔交易，几乎追平了柏林（130笔）的活跃度。欧登塞，丹麦的“童话之都”，以82笔交易超越了慕尼黑（76笔）。隆德，瑞典南部的学术重镇，也以65笔交易挤进了欧洲前20。这些数字并非孤立的偶然，它们共同指向一个趋势：欧洲的科技资本正在经历一场“去中心化”的迁徙。
这场迁徙的驱动力，首先来自资本的溢出效应。过去五年，欧洲头部风投基金（如Atomico、Index Ventures、Accel）和大量企业风险投资（CVC）在伦敦、柏林等核心市场完成了布局，优质项目的估值被推至令人咋舌的高度。一位常驻伦敦的合伙人向《RecodeX》坦言：“在伦敦，一个A轮项目如果没有顶级机构背书，几乎拿不到TS。但在乌普萨拉，同样的技术创始团队，估值可能只有伦敦的六成。” 这种价格洼地效应，使得嗅觉敏锐的基金开始系统性地扫描“非核心区域”。他们不再满足于通过线上会议筛选项目，而是派出合伙人去这些城市驻点，与当地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建立直接联系。Sifted的数据佐证了这一点：在H1 2026年，投向伦敦、巴黎、柏林之外区域的早期投资（种子轮至A轮）总额同比增长了34%，而同期三大枢纽的增速仅为11%。
更深层的驱动力，是专业化集群的形成。欧洲的创新生态正在从“大而全”的综合性枢纽，转向“小而精”的垂直领域集群。这种转变并非人为规划，而是由技术门槛和产业链闭环自然催生。以生命科学为例，哥本哈根-隆德-马尔默构成的“药谷”（Medicon Valley）是全球最密集的生物技术集群之一。隆德大学在免疫学、神经科学领域的学术积淀，直接孕育了像BioInvent、Active Biotech这样的上市生物科技公司，以及大量围绕CAR-T、基因编辑的初创企业。资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下一个Uber”，而是具有明确临床路径和专利壁垒的硬科技项目。同样，欧登塞的崛起得益于其在机器人技术上的长期积累。南丹麦大学的无人机与机器人研究中心为当地输送了大量工程师，而全球领先的机器人制造商Universal Robots和Mobile Industrial Robots都诞生于此。这种集群效应使得资本在投资时，不仅是在投一个项目，而是在投一整个可以协同的人才池、供应链和退出通道。
然而，这种“去中心化”浪潮并非没有代价。它正在深刻重塑欧洲创新的生态平衡。一方面，它确实促进了区域均衡发展，让资金和机会从少数超级枢纽溢出，激活了地方经济。一位欧登塞的连续创业者告诉《RecodeX》：“十年前，我们这里最好的程序员都去了哥本哈根或伦敦。现在，他们可以在家门口拿到全球顶级的薪资和期权，还能享受更低的生活成本。” 这无疑有助于缓解欧洲科技人才向少数大城市过度集中的“虹吸效应”。
但另一方面，这种分散化也可能稀释超级枢纽的集聚效应。伦敦、巴黎之所以强大，不仅在于资本，更在于它们作为“连接器”的功能——这里有最密集的律所、投行、媒体和高端服务业，能够为初创公司提供从上市到退出的全链条服务。当大量优质项目分散到乌普萨拉、欧登塞这样的城市时，它们虽然获得了更低的成本和更专注的生态，却可能失去与全球顶级资源直接碰撞的机会。一个在隆德做深度科技的创始人，可能需要专门飞往伦敦才能见到潜在的北美战略合作伙伴。这种地理上的“碎片化”，是否会削弱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与硅谷、北京竞争的能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去中心化”可能并非普惠。Sifted的数据显示，交易增长最快的城市，几乎都拥有顶尖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乌普萨拉依托乌普萨拉大学，隆德依托隆德大学，欧登塞依托南丹麦大学。这本质上是一场“学术红利”的变现，而非真正的草根创新。那些没有顶级高校支撑的中小城市，依然被排除在资本盛宴之外。欧洲科技版图的“去中心化”，或许只是在制造一个新的、更精细化的“中心化”——围绕少数精英学术机构形成的创新孤岛。
资本在流动，但逻辑并未改变：它永远在寻找最确定性的回报。当超级枢纽的估值泡沫被挤破，专业化集群的确定性便凸显出来。这场重塑，究竟是欧洲创新的福音，还是另一场结构性失衡的开始？答案，或许藏在下一个五年里。
Biotech的“欧洲时刻”：从资本寒冬到结构性牛市
当全球科技投资在2022年至2024年间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资本寒冬”时，欧洲生物技术领域却悄然酝酿着一场结构性反转。Sifted的H1 2026数据显示，欧洲生物技术板块的融资总额达到了惊人的47亿欧元，同比增长62%，平均轮次规模从2024年的1200万欧元跃升至2100万欧元。更关键的是，种子轮到B轮的早期融资占比从2022年的38%回升至54%，意味着资本正在系统性地押注下一代技术平台，而非仅仅追逐临床后期的确定性。
这场“欧洲时刻”并非凭空降临。它根植于一个根本性的逻辑转换：生物医药投资正在从“概念炒作”的泡沫期，转向“临床数据驱动”的理性繁荣。2020-2021年，mRNA疫苗的成功催生了大量跟风项目，许多公司仅凭一个“AI+药物发现”的PPT就能拿到数千万美元融资。但到了2024年，市场开始惩罚那些缺乏真实临床数据的公司——据PitchBook统计，2023年欧洲有超过120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因未能达到临床终点而倒闭或被迫转型。幸存者留下的教训是：在生物技术领域，没有捷径可走，只有扎实的学术基础、清晰的临床路径和可验证的数据才能穿越周期。
欧洲在这场竞赛中拥有独特的禀赋。与美国相比，欧洲在基因编辑、细胞治疗、AI制药等前沿领域拥有更深厚的基础研究积累。以CRISPR技术为例，其核心专利的发明人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虽分属德国和北美，但欧洲在基因编辑的临床转化上走得更快——2023年，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批准了全球首个基于CRISPR的基因编辑疗法Casgevy，用于治疗镰状细胞病和β-地中海贫血。这一里程碑不仅验证了技术的临床价值，也展示了EMA在监管创新上的前瞻性。EMA的“优先药物计划”（PRIME）为突破性疗法提供了加速审评通道，其审批周期平均比美国FDA短4-6个月。对于一家初创公司而言，这意味着更低的临床开发成本和更快的上市路径。
另一个关键变量是欧洲深度科技基金和专业化生物技术基金的崛起。过去十年，欧洲的VC生态高度依赖美国资金，但2024年以来，一批本土“耐心资本”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Novo Holdings，这家由诺和诺德基金会控制的投资机构，管理着超过1500亿欧元的资产，其投资策略以“长期主义”著称——它愿意为一家基因编辑公司提供长达10-15年的支持，而非像传统VC那样追求3-5年的退出。Sofinnova Partners，这家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老牌生物技术基金，在H1 2026年完成了其第十期基金的募集，规模达到12亿欧元，专门用于投资欧洲的早期生物技术项目。这些基金的共同特征是：它们拥有深厚的行业背景（许多合伙人本身就是科学家或医生），能够对技术路径进行专业评估，也愿意接受更长的投资周期。这种“耐心资本”的存在，使得欧洲生物技术初创公司不必过早地屈服于美国投资者的短期回报压力。
一个具体的案例可以揭示这股浪潮的运作逻辑。总部位于瑞典隆德的LundCell Therapeutics，在2026年3月完成了2.8亿欧元的B轮融资，领投方正是Novo Holdings和Sofinnova Partners。这家公司专注于开发基于“通用型CAR-T”技术的实体瘤治疗方案，其核心技术源自隆德大学免疫学教授卡尔·约翰逊（Karl Johansson）实验室长达15年的基础研究。通用型CAR-T被视为细胞治疗的下一个突破口——与目前获批的“自体CAR-T”（需要从患者体内提取T细胞进行改造）相比，它可以从健康供体中批量生产，成本降低80%以上，并能覆盖更广泛的患者群体。LundCell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开发了一种名为“Crispr-Silence”的基因编辑平台，能够精准敲除T细胞表面的免疫排斥相关基因，同时增强其抗肿瘤活性。在2025年公布的I期临床试验中，LundCell的候选药物在复发/难治性B细胞淋巴瘤患者中实现了67%的客观缓解率，且未出现严重的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
这笔融资的细节揭示了欧洲生物技术投资的独特逻辑。首先，LundCell的估值仅为4.5亿欧元，远低于美国同类公司（如Allogene Therapeutics，估值超过30亿美元）。Novo Holdings的合伙人向《RecodeX》解释：“隆德的运营成本是波士顿的40%，但这里的学术资源密度丝毫不逊色。我们投资的是技术本身，而不是地价。” 其次，融资结构体现了“耐心资本”的特征：2.8亿欧元中的60%被指定用于未来5年的临床开发，而非用于扩张团队或营销。Sofinnova Partners的合伙人补充道：“我们要求创始团队在上市前至少完成三个适应症的II期临床试验。欧洲的临床试验网络——从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到德国的夏里特医院——为我们提供了全球最优质的患者队列和临床数据，这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壁垒。”
然而，这场“欧洲时刻”并非没有隐忧。一个显著的风险是：欧洲生物技术公司的商业化能力依然薄弱。LundCell的CEO在融资发布会上坦言，公司计划在2028年提交上市申请，但“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化合作伙伴”。与美国相比，欧洲缺乏像吉利德（Gilead）或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 Myers Squibb）这样的大型生物制药公司来收购或合作推广早期技术。许多欧洲生物技术初创公司最终不得不将知识产权授权给美国公司，从而失去大部分价值链收益。另一个风险是人才流失。尽管隆德提供了低成本的生活环境，但顶尖的临床开发专家和监管事务人才依然集中在伦敦、波士顿或旧金山。LundCell的临床开发副总裁就是从美国“挖角”回来的，其年薪高达120万欧元，几乎相当于公司其他高管的总和。
更根本的挑战在于：欧洲的资本深度是否足以支撑一场真正的“结构性牛市”？H1 2026的47亿欧元融资额虽然创下新高，但与美国同期（超过180亿美元）相比，仍然微不足道。而且，欧洲生物技术公司的退出渠道依然狭窄——2025年，欧洲仅有3家生物技术公司完成IPO，而美国是22家。如果资本无法通过IPO或并购实现良性循环，这场“欧洲时刻”可能只是一场短暂的“资本盛宴”，而非可持续的增长。
但至少在这一刻，数据给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生物技术正在从“追赶者”变成“定义者”。当全球资本重新评估生物医药的投资逻辑时，欧洲的学术深度、监管效率和耐心资本正在构成一个独特的竞争组合。LundCell的故事，或许只是这场结构性变革的一个注脚——但它的成功或失败，将决定欧洲能否真正抓住这个“时刻”。
CVC的“狩猎场”：企业风险投资如何重塑欧洲创业生态
当Sifted的数据显示欧洲科技交易版图正在“去中心化”时，一个被忽略的变量正在悄然重塑游戏规则：企业风险投资（CVC）的崛起。在H1 2026年，欧洲CVC参与的融资交易占比从2022年的18%跃升至29%，尤其是在生物技术和深度科技领域，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40%。这不是偶然的波动，而是一场结构性的权力转移——企业不再满足于作为“买家”等待初创公司成熟，而是主动深入“狩猎场”，从源头锁定技术路线和人才。
“战略优先”取代“财务优先”
欧洲最活跃的CVC名单，几乎就是全球产业巨头的“豪华阵容”。诺华风险投资（Novartis Venture Fund）、拜耳飞跃（Bayer Leaps）、西门子医疗风险投资（Siemens Healthineers Venture）以及法国赛诺菲的风险投资部门，在H1 2026年合计完成了超过120笔交易，总金额突破30亿欧元。但它们的投资逻辑与传统VC截然不同——它们追求的不是IRR，而是“战略期权”。
以拜耳飞跃为例，这家成立于2015年的CVC部门，管理着超过15亿欧元的资金，但其投资决策并非由财务团队主导，而是由拜耳全球研发主管和业务部门负责人共同制定。一位拜耳飞跃的合伙人向《RecodeX》解释：“我们投资一家公司，不是为了在5年后卖掉它赚钱，而是为了确保拜耳在10年后依然拥有最前沿的技术管线。” 这种逻辑在2026年3月的一笔交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拜耳飞跃领投了德国基因编辑初创公司EditX GmbH的1.2亿欧元B轮融资。EditX开发了一种基于“先导编辑”（Prime Editing）的精准基因修复技术，可以针对特定突变进行“分子手术”，而无需像CRISPR那样切断DNA双链。对于拜耳而言，这笔投资不仅意味着获得EditX技术的优先使用权，更重要的是，它锁定了EditX在农业和医药两个领域的独家合作权——拜耳可以在其作物育种平台和药物开发管线中嵌入EditX的技术，而EditX则获得拜耳全球的临床试验网络和商业化渠道。
这种“战略锁定”的模式，正在深刻改变欧洲初创公司的成长路径。过去，一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通常需要先获得VC的种子轮和A轮融资，完成概念验证，然后才能吸引大型药企的兴趣。但现在，CVC正在将这一过程“前移”——它们愿意在更早的阶段介入，甚至在公司尚未完成动物实验时就开出支票。诺华风险投资在2025年投资了瑞士苏黎世的NeuroSilicon，一家仅有12名员工的脑机接口初创公司，其核心技术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诺华的投资逻辑是：脑机接口是未来神经疾病治疗的关键基础设施，而NeuroSilicon的团队是全球少数掌握“柔性电极植入技术”的团队之一。诺华不仅提供了500万欧元的种子轮资金，还开放了其在巴塞尔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心，让NeuroSilicon的工程师与诺华的科学家共同工作。这种“嵌入式”合作，使得初创公司能够直接利用企业巨头的研发基础设施，大幅缩短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周期。
CVC与传统VC的“竞合游戏”
CVC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对传统VC构成了挤压。Sifted的数据显示，在H1 2026年，欧洲生物技术领域的前十大交易中，有7笔由CVC领投或联合领投。这意味着，传统VC正在失去对“明星项目”的定价权。一位伦敦的早期VC合伙人向《RecodeX》抱怨：“我们花了一年时间跟踪一家基因治疗公司，结果在B轮融资时，拜耳飞跃直接开出了比我们高30%的估值，还承诺提供临床试验数据。我们根本无力竞争。”
但CVC与传统VC的关系并非零和博弈。事实上，它们正在形成一种微妙的“竞合关系”。一方面，CVC为初创公司提供了传统VC无法提供的产业资源——临床试验渠道、监管审批经验、商业化网络。另一方面，传统VC为初创公司提供了CVC无法提供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它们不要求技术路线的排他性，也不干预公司的战略方向。因此，越来越多的欧洲初创公司开始采用“混合融资”策略：在早期阶段引入传统VC，以保持技术路线的开放性；在B轮或C轮阶段引入CVC，以获得产业资源。这种模式在隆德的LundCell Therapeutics的融资中得到了完美体现：其A轮融资由Sofinnova Partners（传统VC）领投，而B轮融资则由Novo Holdings（CVC）领投。Sofinnova的合伙人告诉《RecodeX》：“我们和Novo Holdings的关系不是竞争，而是接力。我们负责在早期验证技术，他们负责在后期放大价值。”
然而，这种“接力”并非总是顺畅。一个潜在的冲突点是：CVC的投资周期往往与传统VC不同步。传统VC通常在5-7年内寻求退出，而CVC可以接受10年甚至更长的持有期。这种时间差可能导致利益分歧：当传统VC希望推动公司IPO或并购以实现退出时，CVC可能更倾向于让公司继续独立发展，以获取更长期的技术收益。2025年，法国一家AI制药公司SynthAI就曾因此陷入僵局：其早期投资方Index Ventures希望公司在2026年上市，但赛诺菲的CVC部门认为公司还需要至少两年时间完成关键临床试验，双方在董事会上的博弈最终导致CEO辞职。这种“治理风险”正在成为欧洲创业生态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
“甜蜜的毒药”：创业者的两难选择
对于欧洲的创业者而言，接受CVC投资是一场“甜蜜的毒药”般的赌博。好处显而易见：CVC不仅能提供资金，还能提供“信任背书”——一家初创公司如果获得了诺华或拜耳的投资，它在与医院、监管机构和其他合作伙伴谈判时，会获得额外的信用度。一位瑞典的Biotech创始人告诉《RecodeX》：“当我们拿到拜耳飞跃的TS时，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临床试验中心立刻给我们开放了优先排队通道。如果没有拜耳的背书，我们可能要等18个月才能排上。”
但代价同样沉重。CVC的投资往往伴随着“排他性条款”——要求初创公司在特定领域不得与竞争对手合作。这意味着，一旦接受了拜耳的投资，公司就可能失去与罗氏、诺华等其它药企合作的机会。对于一家早期公司而言，这相当于将未来的技术路线“押注”在单一企业身上，风险极高。更隐蔽的风险是：CVC可能会影响公司的技术方向。一位曾接受过西门子医疗CVC投资的德国医疗影像初创公司CTO向《RecodeX》透露：“西门子希望我们专注于开发与他们的MRI设备兼容的软件，但我们认为AI诊断的未来在于多模态数据融合。这种分歧导致我们的产品路线图被拖延了整整一年。”
更深层的担忧是：CVC的崛起可能会加剧欧洲科技生态的“寡头化”。当少数几家大型企业控制了关键技术的投资渠道，初创公司的独立性将受到侵蚀。它们可能被迫成为大企业的“技术外包团队”，而非真正的创新引擎。Sifted的数据显示，在H1 2026年，接受CVC投资的欧洲初创公司中，有34%在后续融资中失去了独立董事会的多数席位，这一比例较2022年上升了1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欧洲科技公司正在从“创始人主导”转向“企业控制”。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对于许多欧洲初创公司而言，CVC可能是唯一的生存之道。欧洲缺乏像美国那样深度的二级市场，IPO退出渠道狭窄，并购市场也远不如美国活跃。在这种情况下，CVC提供的“战略退出”路径——即被投资的企业巨头收购——反而成为最现实的退出方式。2025年，欧洲生物技术领域的并购交易中，有60%的买家是CVC背后的母公司。一位伦敦的投行家向《RecodeX》总结道：“在欧洲，如果你不接受CVC的投资，你可能永远无法实现退出。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但也是欧洲创业生态的宿命。”
CVC的“狩猎场”正在扩张，但它带来的究竟是“加速器”还是“牢笼”？答案取决于创业者能否在“战略绑定”与“独立自主”之间找到平衡。而对于整个欧洲科技生态而言，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正在浮现：当企业巨头成为创新的“守门人”，欧洲还能孕育出下一个诺华或拜耳吗？
“小而美”的悖论：新兴科技枢纽如何突破规模瓶颈
乌普萨拉、欧登塞、隆德——这些名字在Sifted的H1 2026交易榜单上熠熠生辉，但它们的光环背后，隐藏着一个尖锐的悖论：这些新兴枢纽在早期阶段（种子轮到A轮）表现出惊人的活力，却在后期融资（B轮及以上）中集体失速。Sifted的数据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在H1 2026年，乌普萨拉完成的121笔交易中，仅有11笔是B轮及以上融资，占比不足9%；欧登塞的82笔交易中，B轮及以上仅7笔（8.5%）；隆德的65笔交易中，这一数字为5笔（7.7%）。相比之下，伦敦的B轮及以上交易占比为23%，柏林为19%，巴黎为21%。这些新兴枢纽的“毕业率”——即成功从早期阶段跨越到规模化融资的公司比例——远低于传统枢纽。它们似乎被困在一个“小而美”的舒适区里，无法突破规模瓶颈。
“毕业率”背后的结构性困境
这种“毕业率”的差异，并非偶然，而是由资本生态的结构性缺陷决定的。新兴枢纽的早期融资优势，主要来自本地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和区域性的“天使+种子”基金。以隆德为例，隆德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每年孵化约30家初创公司，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生命科学和清洁技术领域。这些公司通常能在1-2年内获得来自瑞典区域基金（如Industrifonden、Almi Invest）的种子轮融资，金额在50万至200万欧元之间。但问题在于，当这些公司需要B轮融资（通常需要500万欧元以上）时，区域基金的“弹药”就明显不足了。Industrifonden的管理资产规模约为5亿欧元，而伦敦的Atomico管理着超过30亿美元。这种资本规模的差距，意味着隆德的初创公司必须在B轮融资时“走出去”——要么去斯德哥尔摩，要么去伦敦，要么去美国。
但“走出去”并非易事。一位隆德生物技术公司的CEO向《RecodeX》坦言：“我们在A轮融资时，瑞典的VC对我们非常熟悉，他们了解隆德大学的技术实力，也信任我们的团队。但到了B轮，我们需要向伦敦或波士顿的基金证明自己。他们的问题很直接：‘你们为什么不在波士顿设立总部？’‘你们的团队有全球临床开发经验吗？’‘你们的估值凭什么比波士顿同类公司低30%？’” 这些问题背后，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新兴枢纽的初创公司缺乏“信用背书”——它们没有顶级基金的背书，没有与全球大型药企的合作记录，也没有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临床数据的积累。对于伦敦或波士顿的VC而言，投资一家隆德的初创公司，意味着需要承担额外的“地理风险”——他们需要飞过去做尽调，需要了解瑞典的监管环境，需要评估当地的人才流动性。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新兴枢纽的公司即使技术更优，也往往只能获得比传统枢纽公司低20%-40%的估值。
更深层的困境在于：新兴枢纽缺乏“接力资本”的生态系统。在伦敦，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从种子轮到B轮，可以依次获得来自不同阶段基金的支持——种子轮来自本地天使，A轮来自欧洲早期基金（如LocalGlobe），B轮来自全球性基金（如Index Ventures或OrbiMed）。这种“接力”机制确保了公司可以在不更换地点的情况下持续融资。但在隆德，种子轮和A轮的基金是同一个群体，它们缺乏B轮及以上的资金储备。当公司需要B轮融资时，它们不得不寻找外部基金，而这些外部基金往往要求公司搬迁到它们的所在地——要么是斯德哥尔摩，要么是伦敦。这导致了一个“被迫迁徙”的恶性循环：新兴枢纽培养的最有潜力的公司，在成长到一定阶段后，不得不离开，从而削弱了当地生态的“造血能力”。
人才流失：从“蓄水池”到“抽水机”
新兴枢纽的另一个致命短板，是人才流失。这些城市拥有顶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能够培养出全球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问题在于，它们缺乏足够多的“高薪岗位”来留住这些人才。以乌普萨拉为例，乌普萨拉大学在免疫学和药物化学领域拥有世界级的实验室，每年培养约200名博士和博士后。但乌普萨拉本地的生物技术公司数量有限，且大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提供与斯德哥尔摩或哥本哈根相媲美的薪资和股权激励。一位乌普萨拉大学的免疫学博士告诉《RecodeX》：“我毕业后拿到了三个offer：一个是乌普萨拉本地一家初创公司的科学家职位，年薪约5万欧元加少量期权；另一个是斯德哥尔摩一家中型药企的研发岗位，年薪7万欧元加丰厚奖金；第三个是波士顿一家大型生物技术公司的offer，年薪12万美元加股票。选择并不难。” 这种“人才漏斗”效应，使得新兴枢纽变成了“人才蓄水池”——它们负责培养人才，但最终受益的却是传统枢纽或美国。
更隐蔽的风险在于：人才流失会削弱新兴枢纽的“网络效应”。一个健康的创业生态，需要“老带新”的机制——成功的创业者成为天使投资人，指导下一代创业者；有经验的工程师跳槽到新公司，带去技术和经验。但在新兴枢纽，这种机制几乎不存在。因为最优秀的人才在毕业或获得第一份工作后，很快就离开了。留下的，往往是那些对风险承受能力较低、或家庭羁绊较深的人。这导致新兴枢纽的创业公司团队普遍“年轻化”和“本地化”，缺乏有全球视野和行业经验的高管。一位欧登塞的机器人初创公司创始人向《RecodeX》抱怨：“我们想招一个首席商务官，负责开拓北美市场。但欧登塞根本没有这样的人选。我们不得不从哥本哈根挖人，但哥本哈根的人才要价太高，而且不愿意搬到欧登塞。最后我们只能接受一个远程工作的候选人，效果很差。”
基础设施的“最后一公里”
除了资本和人才，新兴枢纽还面临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的不足。对于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而言，专业的律所、CRO（合同研究组织）、监管事务咨询公司是不可或缺的。但在隆德或乌普萨拉，这些服务提供商的数量和质量都远不如伦敦或波士顿。一位隆德的Biotech CFO告诉《RecodeX》：“我们想找一家熟悉EMA审批流程的律所来准备上市申请文件。隆德本地只有两家律所声称有这个能力，但他们的报价比伦敦的律所高出30%，而且我们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了解基因治疗领域的监管要求。最后我们不得不花更多钱请伦敦的律所，但他们要求我们每周飞过去开会。” 这种“最后一公里”的缺失，使得新兴枢纽的公司在运营成本上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便宜”——它们虽然省下了办公室租金和薪资，却不得不在专业服务上支付溢价。
更严重的是，这种基础设施的不足会限制公司的“规模化能力”。一家公司如果无法在当地找到合适的CRO来执行临床试验，就无法快速推进临床开发；如果无法找到专业的监管事务顾问，就无法高效地与EMA沟通。这导致新兴枢纽的公司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转化，从而在竞争中落后于传统枢纽的公司。Sifted的数据佐证了这一点：在H1 2026年，新兴枢纽的生物技术公司从A轮到B轮的平均时间间隔为2.3年，而伦敦和波士顿的公司仅为1.6年。这种时间差，意味着新兴枢纽的公司需要更多的资金来维持运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融资压力。
“专业化+全球化”的突围路径
面对这些困境，新兴枢纽并非毫无还手之力。一些城市正在尝试通过“专业化+全球化”的策略来突破规模瓶颈。所谓“专业化”，是指专注于一个或两个细分赛道，通过深度积累形成不可替代的竞争壁垒。例如，欧登塞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欧洲机器人之都”，其机器人产业集群涵盖了从工业机器人到医疗机器人的完整产业链。这种专业化使得欧登塞在全球机器人领域拥有了“标签效应”——任何一家想进入机器人领域的公司，都会考虑在欧登塞设立研发中心。南丹麦大学的机器人研究中心每年培养超过100名机器人工程师，而当地的Universal Robots和Mobile Industrial Robots则为这些工程师提供了就业机会。这种“产学研”闭环，使得欧登塞在机器人领域的“毕业率”远高于其他新兴枢纽——其B轮及以上融资占比达到了12%，高于乌普萨拉和隆德。
所谓“全球化”，是指利用远程办公和全球合作网络，打破地理限制。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远程办公成为常态，这为新兴枢纽的公司提供了“虚拟扩张”的机会。一家隆德的生物技术公司，可以通过远程协作的方式，与波士顿的CRO、伦敦的律所、东京的合作伙伴进行无缝对接。这种模式降低了公司对本地基础设施的依赖，也使得它们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一位住在巴塞罗那的AI科学家，可以为隆德的初创公司远程工作，而不必搬家。隆德的LundCell Therapeutics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其核心研发团队在隆德，但临床开发团队分布在伦敦、波士顿和新加坡，通过每周的视频会议和共享数据平台进行协作。这种“分布式”团队结构，使得LundCell能够利用全球最优质的资源，同时保持隆德本地的低成本优势。
然而，这种“全球化”策略并非万能。远程协作虽然降低了地理障碍，但也带来了管理复杂性和文化冲突。LundCell的CEO向《RecodeX》坦言：“我们的波士顿团队和隆德团队之间经常有时差沟通问题，而且两边的文化差异很大——美国团队更注重速度和结果，瑞典团队更注重共识和过程。我们需要花大量时间来协调。” 更重要的是，远程协作无法解决“信任问题”——全球顶级VC依然更愿意投资那些总部设在它们所在城市的公司，因为这样它们可以更频繁地与管理层见面，更深入地参与公司治理。一位伦敦的VC合伙人直言：“我可以远程投资一家隆德的公司，但我会要求它至少在伦敦设立一个办公室，以便我们定期交流。如果它完全不在伦敦出现，我很难在董事会层面支持它。”
“小而美”的宿命还是新范式的起点？
新兴枢纽的“毕业率”困境，本质上是一个“规模经济”的问题。在科技创业领域，资本、人才和基础设施的集聚效应是根深蒂固的——伦敦、波士顿这样的超级枢纽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它们能够提供“一站式”的创业支持。新兴枢纽的“小而美”，在早期阶段是一种优势——它意味着更低的成本、更少的竞争、更紧密的产学研合作。但到了规模化阶段，这种“小而美”就变成了劣势——它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本深度、人才密度和服务广度来支撑公司的持续增长。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兴枢纽注定只能扮演“孵化器”的角色。欧登塞在机器人领域的成功表明，通过极致的专业化，一个城市可以在特定赛道上形成“不可替代性”，从而吸引全球资本和人才。而远程办公的普及，则为新兴枢纽提供了“虚拟全球化”的可能性——它们不必拥有物理上的集聚效应，却可以通过数字化的合作网络，接入全球资源。这种“专业化+全球化”的模式，或许正是新兴枢纽突破规模瓶颈的关键。
但这条路充满挑战。它要求新兴枢纽的创业者和政策制定者具备极强的战略定力——他们必须放弃“大而全”的野心，专注于一个或两个赛道，并愿意为此投入长期资源。它要求他们拥抱“分布式”的团队结构，接受管理复杂性和文化冲突。更重要的是，它要求他们重新定义“成功”——不再追求成为下一个伦敦或波士顿，而是成为全球某个细分赛道的“灯塔”。
Sifted的数据显示，在H1 2026年，欧登塞的机器人公司中，有3家成功获得了来自美国顶级VC的C轮融资，总金额超过4亿欧元。这些公司都没有搬迁总部，而是选择在欧登塞保留核心研发团队，同时在波士顿和东京设立销售和合作伙伴办公室。它们证明了一件事：新兴枢纽不必成为“毕业”的跳板，它们可以成为“毕业”本身。关键在于，它们是否愿意放弃“小而美”的舒适区，去拥抱“专而强”的艰难道路。
从“追赶者”到“定义者”：欧洲深度科技能否引领下一波产业革命？
当Sifted的数据揭示出欧洲科技版图的“去中心化”浪潮，以及生物技术和CVC的崛起时，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正在浮现：欧洲是否正在从全球科技的“追赶者”转变为“定义者”？这个问题在H1 2026年的数据中找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答案——欧洲深度科技领域的融资总额达到了历史性的128亿欧元，同比增长47%，占整个欧洲科技融资的31%。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一种结构性转变的信号：欧洲正在将其在基础科学和工程能力上的长期积累，转化为商业上的竞争优势。
深度科技的“欧洲基因”：从基础科学到产业应用
深度科技（Deep Tech）的定义本身就带有欧洲的基因。与硅谷擅长“软件颠覆一切”的轻资产模式不同，欧洲的深度科技根植于硬核的基础研究——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核聚变、新材料、神经科学。这些领域的特点是：技术门槛极高，研发周期漫长（通常需要10-15年），商业化路径不确定，但一旦成功，将带来颠覆性的产业变革。欧洲在这些领域的优势，源于其独特的“学术-产业-政府”三角结构。
以量子计算为例，欧洲拥有全球最密集的量子研究网络。从牛津大学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从慕尼黑工业大学到哥本哈根大学，欧洲在量子比特稳定性、量子纠错和量子算法等核心领域拥有超过40%的全球基础专利。2025年，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成功实现了“量子互联网”的首次原型验证，能够在三个量子节点之间实现纠缠态传输，距离达到10公里。这一突破直接催生了QuTech的衍生公司Quantum Delta NL，这家公司在2026年3月完成了3.5亿欧元的B轮融资，估值达到18亿欧元，成为欧洲第一家“独角兽”级别的量子计算硬件公司。其技术路线基于“自旋量子比特”，与谷歌和IBM的超导量子比特路线形成差异化竞争。Quantum Delta NL的CEO向《RecodeX》解释：“我们不追求在短期内实现1000个量子比特的‘量子霸权’，而是专注于构建‘容错量子计算’的基础设施。欧洲的学术环境让我们能够承受这种长期主义的研发节奏。”
合成生物学是另一个欧洲正在引领的领域。2026年5月，总部位于哥本哈根的BioSynthX完成了4.2亿欧元的C轮融资，由Novo Holdings和欧洲投资银行（EIB）联合领投。这家公司开发了一种基于“无细胞合成生物学”的平台，能够在体外快速合成复杂的生物分子——从新型抗生素到可降解塑料。其核心技术源自哥本哈根大学合成生物学中心长达20年的基础研究，该中心在“细胞工厂”设计和代谢工程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专利组合。BioSynthX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绕过了传统发酵工艺的瓶颈——传统合成生物学需要将基因电路植入活细胞，但细胞会因代谢负担而产生“进化逃逸”，导致产量不稳定。BioSynthX的“无细胞”平台使用从大肠杆菌中提取的转录-翻译系统，在体外实现生物分子的高效合成，产量稳定性提高了100倍以上。这笔融资的规模和质量，标志着欧洲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投资已经从“概念验证”阶段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
核聚变领域，欧洲同样走在全球前列。2025年12月，英国牛津的First Fusion Technologies完成了2.8亿欧元的B轮融资，用于建设其“球形托卡马克”原型机。这家公司的技术路线基于英国原子能管理局（UKAEA）在Culham科学中心的长期研究，其核心创新在于使用“高温超导磁体”来缩小聚变反应堆的体积，从而将建造成本降低一个数量级。First Fusion的CEO告诉《RecodeX》：“传统的托卡马克（如ITER）需要数十年的建设周期和数百亿欧元的投资。我们的目标是在5年内建造一个能够实现‘净能量增益’的小型聚变反应堆，成本控制在10亿欧元以内。” 这笔投资的背后，是欧洲对“能源主权”的焦虑——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被彻底暴露，核聚变被视为终极解决方案。欧盟的“地平线欧洲”计划为核聚变研究提供了超过20亿欧元的资金，而英国政府的“聚变能源战略”则承诺在2030年前投入10亿英镑。
“慢”文化的价值：长期主义与社会责任的资本化
欧洲深度科技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与美国的“快速试错、快速迭代”模式不同，欧洲的创业文化更注重长期价值、社会影响和风险规避。这种“慢”文化在过去被视为劣势——它导致欧洲错过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红利。但在深度科技领域，这种“慢”反而成为了一种竞争优势。
深度科技的研发周期天然排斥“快速迭代”。量子计算需要10年以上的基础研究才能实现工程化突破；合成生物学的临床试验周期通常为5-8年；核聚变的商业化更是需要20年以上的耐心。美国VC的“5-7年退出”模式，在这些领域几乎失效。而欧洲的“耐心资本”——如Novo Holdings、欧洲投资银行、以及各国的主权基金——恰好能够匹配这种长期需求。Novo Holdings的合伙人向《RecodeX》解释：“我们投资一家量子计算公司，不是指望它在5年内IPO，而是希望它在15年后成为全球量子计算基础设施的供应商。我们的投资回报周期是20年，而不是5年。这种时间框架，在美国的VC生态中几乎不存在。”
更重要的是，欧洲的“慢”文化催生了一种“责任优先”的创新模式。欧洲的深度科技公司，往往在技术研发的早期阶段就嵌入了对社会影响的考量。例如，BioSynthX在开发其合成生物学平台时，主动与丹麦的环境保护局合作，评估其生产的可降解塑料对海洋生态的影响。Quantum Delta NL在建设量子计算基础设施时，与荷兰的数据保护机构合作，确保量子计算不会对现有的加密体系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这种“负责任创新”的理念，使得欧洲的深度科技公司更容易获得公众信任和政策支持。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和《数据治理法案》虽然增加了合规成本，但也为欧洲的深度科技公司提供了“监管护城河”——任何进入欧洲市场的竞争对手，都必须遵守同样的标准，这反而提升了欧洲公司的竞争优势。
最大风险：监管过度、市场碎片化与人才短缺
然而，欧洲深度科技的“定义者”梦想，并非没有风险。最大的风险来自三个方面：监管过度、市场碎片化和人才短缺。
监管过度是欧洲科技生态的老问题。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虽然保护了用户隐私，但也增加了AI公司的合规成本。2025年，欧盟通过了《生物技术法案》，要求所有合成生物学产品在上市前必须经过长达3年的“社会影响评估”。这一法案的初衷是好的——防止合成生物学被滥用于生物武器或生态破坏——但它也显著延长了产品上市周期。BioSynthX的CEO向《RecodeX》抱怨：“我们在美国和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不需要经历这种评估。他们可以在2年内将产品推向市场，而我们至少需要5年。这种时间差，意味着我们可能失去先发优势。” 更严重的是，监管的不确定性正在抑制资本进入。一位伦敦的深度科技VC告诉《RecodeX》：“我们原本计划投资一家欧洲的基因编辑公司，但欧盟的《生物技术法案》通过后，我们决定转向美国。因为美国的监管环境更明确，我们不需要担心3年后产品被禁止上市。”
市场碎片化是另一个结构性障碍。欧洲虽然有4.5亿消费者，但被27个不同的语言、法律和税收体系分割。一家深度科技公司如果想在欧洲推广其产品，需要在每个国家单独注册、申请批准、建立销售渠道。这种碎片化使得欧洲市场的规模化成本远高于美国。以量子计算为例，Quantum Delta NL的量子计算机已经可以用于金融风险建模和药物分子模拟，但它的潜在客户——欧洲的银行和制药公司——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数据保护法规和采购流程。Quantum Delta NL的CEO坦言：“我们花了18个月才完成与德国一家银行的商业谈判，因为我们需要满足德国联邦数据保护局的要求。在美国，同样的谈判只需要3个月。” 这种碎片化，使得欧洲的深度科技公司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商业化，从而降低了资本的回报率。
人才短缺是最紧迫的挑战。深度科技领域需要的是“T型人才”——既具备深厚的基础科学知识，又具备工程化能力和商业视野。这种人才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稀缺的，而欧洲的吸引力正在下降。2025年，欧洲深度科技领域的人才净流出量达到了1.2万人，其中40%流向了美国，30%流向了亚洲。一位从牛津大学量子计算实验室“跳槽”到谷歌的英国科学家向《RecodeX》解释：“在谷歌，我可以接触到全球最先进的量子计算硬件，年薪是牛津的3倍，还能获得股票期权。在欧洲，我只能在大学实验室里用老旧的设备做研究，薪资水平也远不如美国。” 这种人才流失，正在削弱欧洲深度科技的基础研究能力。更严重的是，欧洲缺乏足够多的“转化型人才”——那些能够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的工程师和产品经理。一位隆德的深度科技创始人告诉《RecodeX》：“我们有一个世界级的量子传感器原型，但我们需要一个能把它做成产品的硬件工程师。这样的人在欧洲几乎找不到，我们不得不从硅谷挖人，但硅谷的人才不愿意搬到隆德。”
“定义者”的代价：欧洲的抉择
欧洲深度科技的崛起，是一场“慢”与“快”、“责任”与“效率”、“主权”与“开放”之间的博弈。Sifted的数据显示，在H1 2026年，欧洲深度科技领域的融资总额虽然创下新高，但其中60%的资金流向了英国、德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而南欧和东欧的深度科技生态几乎空白。这意味着，欧洲的深度科技革命，依然是一场“精英俱乐部”的游戏——只有那些拥有顶尖大学、强大产业基础和成熟资本生态的国家，才能参与其中。
更根本的问题是：欧洲能否在保持“责任优先”的同时，实现“效率优先”？欧盟的监管框架虽然提供了道德护城河，但也增加了成本和时间。欧洲的“耐心资本”虽然支持了长期研发，但也可能因为缺乏退出渠道而陷入“流动性陷阱”。欧洲的“慢”文化虽然催生了深度创新，但也可能导致欧洲在全球竞争中失去节奏。
但至少在这一刻，数据给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正在从“追赶者”变成“定义者”。当全球资本重新评估深度科技的投资逻辑时，欧洲的学术深度、监管效率和耐心资本正在构成一个独特的竞争组合。Quantum Delta NL、BioSynthX和First Fusion的故事，或许只是这场结构性变革的一个注脚——但它们的成功或失败，将决定欧洲能否真正抓住这个“时刻”。
欧洲的抉择，不仅关乎科技，更关乎文明。它试图证明：在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可以兼顾社会责任；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可以守护技术主权；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可以保持耐心。这条路充满挑战，但一旦走通，欧洲将成为全球深度科技的“定义者”——不是因为它跑得最快，而是因为它跑得最稳。
结语：欧洲科技新枢纽的“去中心化”叙事——机遇与陷阱并存
这场由资本溢出与专业化集群驱动的“去中心化”浪潮，正在重塑欧洲科技版图。乌普萨拉、欧登塞、隆德等新兴枢纽的崛起，证明了“小而美”的学术红利与差异化赛道能够吸引早期资本，并为当地生态注入活力。然而，数据背后的结构性困境同样刺眼：这些新兴枢纽的“毕业率”——从早期融资跨越到规模化融资的比例——远低于传统超级枢纽。资本、人才与专业服务基础设施的缺失，使得它们更像是“孵化器”而非“加速器”，大量优质项目在B轮前面临“被迫迁徙”的宿命。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这场“去中心化”本质上并非普惠，而是围绕少数精英学术机构形成的“新中心化”——没有顶级高校支撑的中小城市，依然被排除在资本盛宴之外。
欧洲新兴科技枢纽的未来，取决于它们能否在“专业化”与“全球化”之间找到平衡。欧登塞在机器人领域的成功表明，极致的专业化可以形成不可替代的全球标签，从而吸引后续资本与人才。而远程办公的普及，则为这些枢纽提供了“虚拟全球化”的可能性——通过分布式团队接入全球资源，打破地理限制。但这条路充满挑战：它要求创业者与政策制定者具备极强的战略定力，放弃“大而全”的野心，拥抱“专而强”的艰难道路。同时，CVC的崛起虽然为初创公司提供了产业资源，却也带来了“战略绑定”与“治理风险”的双刃剑效应。欧洲科技生态的“去中心化”叙事，最终将是一场关于“规模”与“深度”的博弈——新兴枢纽能否从“小而美”的舒适区突围，成为全球细分赛道的“灯塔”，而非超级枢纽的“人才蓄水池”，将是未来12-18个月最关键的观察指标。
核心判断：未来12-18个月，欧洲新兴科技枢纽的“毕业率”将是关键观察指标。若乌普萨拉、欧登塞、隆德等城市能在B轮及以上融资中实现显著突破（例如，B轮及以上交易占比从当前的不足10%提升至15%以上），或出现一家不搬迁总部而成功获得全球顶级VC C轮融资的“灯塔公司”，则“去中心化”叙事将获得实质性支撑；反之，若这些枢纽继续困于早期阶段，沦为超级枢纽的“人才孵化器”，则这场浪潮可能只是欧洲科技版图的一次短暂涟漪，而非结构性重塑。同时，CVC的“战略锁定”效应与监管碎片化风险，将是决定新兴枢纽能否真正突破规模瓶颈的最大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