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免疫学家谈论“细胞因子风暴”时，他们描述的不止是免疫系统的过度激活，更是一种精准控制的彻底丧失。在肿瘤微环境中，单一靶点的阻断往往不够——癌细胞总能找到旁路信号通路来逃逸。这正是当代抗体疗法的最大困境：它们像精密制造的钥匙，每把只能开一把锁，而恶性肿瘤需要同时关上好几扇门。更棘手的是，自然界里并不存在现成的、能同时激活多个协同通路的蛋白质分子。2026年春天，一家从诺贝尔奖实验室走出的西雅图公司，为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既激进又充满风险的答案：如果自然界没有，那就用AI从头造一个。
这家公司叫Accipiter Bio。在去年年底刚刚以1270万美元走出隐身模式后，它几乎没有停顿，又在近期完成了一笔1050万美元的种子轮追加融资。CEO 马修·比克（Matthew Bick）对这笔钱的解释毫不掩饰公司的野心：“我们本可以按原计划走，也能过得去。但我们觉得，不如趁现在把已经取得的进展利用起来，让临床管线更多元一些。”
比克的“原计划”，指的是将一至两个自研项目推向临床。追加融资后，这个数字变成了三到四个。在生物技术领域，种子轮公司通常需要精打细算地活下去，而这家成立仅三年的初创公司，却选择在资金耗尽前主动加速，把筹码同时押在更多临床前项目上。这背后，是比克和他的团队相信一个根本性的假设：AI 设计的多靶点蛋白，能够解锁抗体药物无法触及的生物学机制。
| 公司 | Accipiter Bio（Accipiter Biosciences） |
| 轮次 | 种子轮追加融资 |
| 金额 | 1050万美元（种子轮总额约2320万美元） |
| 投资方 | 仅现有投资者（具体名单未披露；种子轮由 Flying Fish Partners 与 Takeda 共同领投，Columbus Venture Partners、Cercano Capital、Washington Research Foundation、Alexandria Investments、Pack Ventures、Argonautic Ventures 等参投） |
| 总部 | 西雅图 |
| 创始人 | Matthew Bick、Javier Castellanos、Hector Rincon-Arano |
| 官网 | https://accipiterbio.com/ |
不是制造更好的抗体，而是创造抗体做不了的事
要理解 Accipiter Bio 在做什么，最好的起点是理解它刻意避开的东西：抗体。现有的多特异性抗体——无论是双抗还是三抗——本质上仍是在改造自然界已有的蛋白骨架。它们的主要作用机制是阻断信号通路。而 Accipiter 设计的从头蛋白，核心价值是激动剂功能：在同一时间、同一细胞上精确激活多条信号通路，利用生物学上的协同效应产生治疗效果。比克将这种效果描述为“不只是加法，而是乘法”。
这种能力的实际意义在于，某些癌症需要同时激活多个细胞功能，才能产生足够的有益分子。单药序贯给药或者联合疗法，很难保证两种药物在体内按预期分布到同一位置并同时起效。药物代谢动力学的个体差异、组织渗透能力的差异，都可能导致两种药物在目标组织中的时间窗口错开，协同效应变为此消彼长的拮抗。Accipiter 的方案是把多种机制整合进一个稳定的蛋白分子中，从根源上解决这一协调难题。公司称，其计算平台从电脑设计到实验室验证的周期少于两个月。相比之下，传统抗体药物从靶点发现到候选分子确定，通常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部分复杂项目甚至需要两到三年。
但比克本人对 AI 能力的描述出人意料地克制。在一众 AI 制药公司竞相描绘“一键生成药物”图景时，这位曾在华盛顿大学蛋白质设计研究所工作七年的科学家直言不讳：“人们有一种印象，觉得有了 AI，按个按钮就能拿出分子。但没那么简单——尤其是当你把这些方法推向极限的时候，真的没那么简单。”他用一个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几乎被遗忘的词来补充：“这里面仍然需要蛋白质直觉。”
这种“蛋白质直觉”的具体含义，可能包括对蛋白折叠动力学的人工判断、对溶剂暴露残基的经验性筛选，以及对柔性环区（loop）构象的可药用性预判。这些环节在当前的 AI 模型中，仍然高度依赖人工介入。比克的表述暗示，Accipiter 的竞争壁垒不仅在于计算平台本身，还在于团队在实验室工作台上积累的、尚未被算法编码的隐性知识。这种隐性知识是否能规模化转移给新招募的科学家，是公司在团队扩充至 30 人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内部挑战。
诺贝尔奖光环下的真实遗产：Neoleukin 的失败与教训
Accipiter Bio 不是一个凭空冒出的团队。其三位联合创始人均与华盛顿大学蛋白质设计研究所有直接联系，该所由 2024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大卫·贝克（David Baker）领导。CTO 哈维尔·卡斯特利亚诺斯（Javier Castellanos）是贝克的研究生，曾联合创办另一家蛋白质设计公司 Cyrus Biotechnology 并担任 CTO。CSO 赫克托·林孔-阿拉诺（Hector Rincon-Arano）在 Seagen（现为辉瑞部门）工作了七年多，参与将一个治疗药物从概念验证推进到上市申请。而比克本人，在贝克实验室担任高级研究员后，加入了一家名为 Neoleukin Therapeutics 的生物技术公司担任高级总监。
Neoleukin 这个名字，是理解 Accipiter 风险与逻辑的关键。这是一家 2019 年从华盛顿大学分拆出来的生物技术公司，贝克是其联合创始人。Neoleukin 的核心管线是一款用于癌症治疗的工程蛋白，它一度被视为从头蛋白质设计进入临床的概念验证。在蛋白质设计领域，这款候选分子的意义超出了单个公司的成败——它是de novo蛋白第一次大规模接受人体免疫系统的检验。然而，该药物在Ⅰ期临床试验中表现不佳。Neoleukin 随后大规模裁员，最终与另一家公司合并。比克、卡斯特利亚诺斯和林孔-阿拉诺都在 Neoleukin 共事过。比克承认，团队从那次失败中“获得了真正有价值的技术和战略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必须同时推进多个项目以分散风险，以及从早期阶段就要高度警惕免疫原性——即人体对外来蛋白产生的有害免疫反应。从公司组织角度看，Neoleukin 经历还为 Accipiter 提供了关于资源分配的教训：四个管线之间的优先级排序可能需要内置动态调整机制，而非在融资时一次性固定。
这是一段在融资新闻稿中极少被主动提及的履历。但恰恰是这段经历，让 Accipiter 的叙事有了超越“诺奖团队创业”包装的现实重量。它意味着这家公司对 AI 蛋白设计的风险边界有切肤之痛式的理解，而非仅仅来自计算模拟的乐观推演。具体而言，团队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套过滤标准——哪些计算指标在预测免疫原性方面更可靠，哪些结构特征在湿实验阶段往往暴露出意外的问题。这些内部知识可能成为 Accipiter 的相对优势，但其有效性仍需经过独立管线数据的验证。
两大药企背书下的商业模式双重路径
Accipiter Bio 的收入结构由两条腿支撑：合作研发与自研管线。前者提供短期现金流与外部验证，后者决定公司长期的天花板。对于一家尚未产生营收的临床前公司而言，这种结构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冲自研管线失败的风险，但也意味着公司的资源配置需要在服务合作方和推进自有项目之间不断权衡。
在合作端，公司已拿下两家重磅合作伙伴。与辉瑞的研究合作与许可协议，为 Accipiter 带来了预付款，并设定了潜在超过 3.3 亿美元的里程碑及版税收入。辉瑞肿瘤研发首席科学官杰弗里·塞特尔曼（Jeffrey Settleman）的表述谨慎但指向明确：“凭借 Accipiter 的平台技术和合作，辉瑞旨在解决以前可能无法用生物制剂实现的复杂治疗问题。”与吉利德旗下的 Kite Pharma 的合作则聚焦于为细胞疗法设计蛋白。Kite 拥有收购合作产出分子并开发为全球销售药物的选择权。对一家种子轮公司而言，同时绑定两家大型药企不同领域的合作，至少说明其平台技术在行业内部获得了初步需求信号。这两个合作方向——辉瑞侧重生物制剂新模态、Kite 聚焦细胞疗法增强——也间接反映了 Accipiter 平台技术的底层通用性。
但合作研发的收入高度依赖里程碑的达成，而里程碑意味着必须交出符合预先定义的、经过验证的候选分子。这不是一份按小时计费的编程合同。一旦平台在特定靶点上未能产出符合预期的分子，后续收入就无从谈起。此外，合作方的优先级定义权在药企手中，如果辉瑞或 Kite 的合作管线与 Accipiter 自研项目在靶点或适应症上出现潜在竞争，公司的谈判地位可能受到限制。目前公开信息中未披露合作条款中是否包含此类竞争性限制条款，这是一个仍需观察的风险点。
在自研端，公司目前拥有 4 个内部项目。其中 2 个项目正在准备 pre-IND——即与美国 FDA 就人体临床试验进行正式讨论前的最后准备阶段。比克透露，公司的重点已从最初的肿瘤学为主扩展到免疫相关领域，同时保留了先导肿瘤学项目。这种重心转移是否意味着肿瘤管线的进展未达内部预期，还是单纯的管线多元化策略，公司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从外部视角看，免疫学领域可能提供了更清晰的激动剂靶点验证路径，也意味着可能与公司已积累的免疫原性管理经验形成协同。但这些逻辑仍属推测，需要后续管线信息披露才有更清晰判断。
种子轮总额约 2320 万美元，为何现有投资者选择追加
本轮追加融资金额不大，但信息量不小。1050 万美元的投资完全来自现有投资者，没有新增投资方。这意味着 Cercano Capital、Columbus Venture Partners、Washington Research Foundation 等早期股东，在观察到公司在隐身模式后近半年内的实际进展后，选择在内部领投方 Flying Fish Partners 与 Takeda 之外，继续加注。Flying Fish Partners 合伙人、Accipiter 董事会成员希瑟·戈勒姆（Heather Gorham）用了一个相当有力的判断：“我们已经达到一个计算不仅加速生物学的阶段——它正在扩展生物学上可能实现的范围。”
这个判断直接指向 Accipiter 对投资人的核心价值主张：它不是一家用 AI 优化现有研发流程的公司，而是一家声称能开拓生物学新疆域的公司。现有投资者的追加行为，至少说明在近距离观察下，公司没有暴露出足以动摇投资人信心的负面信号。董事会层面的信息获取优势——包括对合作里程碑完成情况的非公开了解、对 pre-IND 准备数据质量的内部分析——可能使现有投资者拥有新投资者无法获得的评估依据。这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何本轮没有引入新投资者：不是缺乏兴趣，而是信息不对称下的自然选择。
但另一方面，没有新投资者入场，也可能意味着对外部资本而言，公司的估值或风险特征在当前阶段尚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生物技术种子轮追加通常发生在两种情况下：公司即将触发价值拐点（如 pre-IND 获批），或现有投资者通过追加来提供过渡资金以推动公司达到可独立证明平台价值的节点。Accipiter 更可能属于后一种情况。追加融资的时机——在走出隐身模式约五到六个月后——恰好是外部合作进展和内部管线数据开始产生初步可验证信号的窗口期。
资金用途上，公司将加速内部管线推进，将临床前项目从原定的 1～2 个增至 3～4 个；在 6～12 个月内将团队从 22 人扩充至约 30 人，主要招募科学家；同时增强计算平台的基础设施。对于一个手握两个合作研发协议、四个自研项目、并准备与 FDA 对话的团队而言，30 人规模非常精简。这既是高效的体现，也意味着任何一个关键人员的流失都可能对项目进度造成实质性冲击。在从头蛋白设计这一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具备蛋白质直觉的科学家供给极为有限，招聘的速度和质量将直接决定管线推进是否能在不稀释科研标准的前提下如期完成。
多靶点的监管红利与临床执行风险
Accipiter 反复强调的一个优势在于监管路径上的“红利”：传统联合疗法需要每个单药各自完成Ⅰ期安全性试验，再进行联合用药的额外试验。而一款多靶点单分子药物，只需走一轮Ⅰ期试验。这确实能显著降低早期临床阶段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以典型肿瘤联合疗法为例，两个单药各完成Ⅰ期通常需要 18 到 24 个月，联合用药Ⅰ期再增加 12 到 18 个月；而单分子多靶点药物可能将这一过程压缩到 18 到 24 个月。
但这个优势同样创造了一个更具赌注性质的开发逻辑。在联合疗法中，如果某一单药出现安全性问题，可以调整剂量组合或替换其中一种药物，而不会使整个开发项目归零。而在多靶点单分子药物中，如果出现不可接受的毒性，研发人员无法单独修改其中一个功能模块而不影响其他部分——整个分子需要重新设计，从源头开始迭代。简言之，监管路径的缩短是用开发灵活性的丧失换来的。一旦选错靶点组合，沉没成本将远高于联合疗法。这种“all-in-one”的设计哲学意味着，靶点组合的选择逻辑必须在化学制造与控制（CMC）开发开始前就高度确定，后续几乎不存在修正空间。
此外，免疫原性问题是所有从头蛋白疗法的阿喀琉斯之踵。人体的免疫系统天然倾向于攻击外来蛋白。自然界中不存在这些蛋白序列，意味着身体从未建立过免疫耐受。即使在健康受试者中不引发免疫反应，在肿瘤患者等免疫功能已发生改变的群体中，免疫原性的风险可能完全不同。Neoleukin 的失败虽未公开披露免疫原性是否为主要原因，但比克本人将之列为从中吸取的关键教训之一。Accipiter 声称从设计中即嵌入了防止免疫原性的策略——这可能包括去除已知的 MHC 结合表位、优化表面电荷分布、使用人源化计算框架等——但这些策略在人体中的实际效果，只有靠Ⅰ期临床数据才能初步验证。更具体地说，抗药抗体（ADA）的生成率和持续时间，将是判断 Accipiter 平台能否跨越这项历史性障碍的核心指标。目前这些数据完全不存在，这意味着平台的生物学验证节点还未到来。
在 AI 制药叙事泡沫和生物学真相之间
Accipiter Bio 所处的领域，正经历一场预期与现实的剧烈碰撞。一方面，AI 蛋白质设计的科学进展是真实的：大卫·贝克的实验室在过去五年间不断突破从头蛋白设计的精度与速度边界，2024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更是为这个领域加冕。另一方面，商业转化端的记录远不乐观。Neoleukin 的失败不是孤例：多家由顶级计算生物学家创办的 AI 制药公司，在进入临床阶段后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挫折，原因从靶点选择失误到对肿瘤微环境复杂性预计不足，各不相同。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在于，计算模型的优秀表现未能平移为人体数据中的治疗窗口。
比克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相当坦诚，甚至有些反直觉。他没有许下“AI 将彻底消灭试错”的承诺，而是反复强调蛋白质直觉和人工判断在流程中的不可替代性。这种态度与其说出于谦逊，不如说是从 Neoleukin 的历史中习得的生存理智。但市场是否为这种理智买单，取决于 Accipiter 能否在未来的 pre-IND 会议上交出令审评机构认可的候选分子数据。公司的 pre-IND 申报进展和初始临床试验方案，将是检验其技术平台真实成熟度的第一个公开节点。在这个节点到来之前，Accipiter 仍处于一个相对舒适的阶段：有药企合作带来的现金缓冲，有足够时间进行内部管线优化，也未面临公开市场的严格审查。但这种舒适期不会无限持续——pre-IND 提交通常意味着公司需要开始为临床制造和毒理学研究做出不可逆的资源配置决策。
目前，Accipiter 既没有公布任何管线分子的具体靶点，也没有披露适应症的详细选择逻辑。在公司看来，这属于合理的竞争保密；但从外部评估角度，这意味着除了合作方的品牌背书外，尚无独立数据可以支撑对平台成功概率的客观判断。已知的信息是，公司管线覆盖了肿瘤和肠易激综合征等疾病，但具体路径和差异化设计均未公开。在肿瘤领域，多靶点激动剂需要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激活多条通路是否能产生足够的选择性治疗窗口，还是可能同时激活正常细胞中的相同通路而导致无法接受的毒性。在肠易激综合征等免疫相关疾病中，靶点选择可能更多依赖于对局部组织免疫微环境的计算建模，但此类建模的预测准确性仍是一个开放问题。
RecodeX 极客视：Accipiter Bio 是那种典型的、在技术信仰与临床现实之间走钢丝的公司。它的科学根基深扎在诺贝尔奖级别的基础研究中，创始团队对从头蛋白进入人体的风险也拥有来自 Neoleukin 的第一手记忆。但真正的考验不在于计算平台能跑出多少漂亮的蛋白结构，而在于当这些人类免疫系统从未见过的分子被注入体内时，身体是选择协同作战，还是发起一场新的免疫战争。比克说得对，AI 不是按按钮。对于一家想在 30 人规模下同时驾驭两个药企合作和四个自研管线的公司而言，真正的“蛋白质直觉”，可能是在学会什么时候加速的同时，也学会什么时候说不。而外部世界最早能判断 Accipiter 是否具备这种直觉的时刻，不是融资宣布日，而是它第一次向 FDA 交出数据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