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Teddy Himler
在美国民主跳动的心脏深处，潜藏着一个致命缺陷，一个法律法典中的漏洞， 原力中的一次扰动 。缺乏问责、缺乏透明度的 SuperPAC 悄然且具有腐蚀性地崛起，使 quid pro quo 腐败达到了震耳欲聋的程度。对 SuperPAC 的无限额捐款已经扭曲了商业竞争环境，侵蚀了公众对政府官员和机构的信任，并削弱了我们的民主动力。
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Citizens United v. FEC (2010) 判决算起，不过是极短的一段时间内，SuperPAC 就成为促成美国腐败的主导工具，为那些加以利用的人带来了不成比例的经济回报。由 SuperPAC 所助长的腐败，与其说是任何单一机构、个人或党派的过错，不如说源于一份草率的下级法院判决：SpeechNow.org et. al. v. FEC (2010)。
我国一群顶尖的法律头脑组成的“绝地”团队认为他们已经制定出一项计划，可以拆解 SuperPAC 这一大规模破坏民主的政治武器，但时间正在迅速流逝……
新的希望
自从 18 年前我与哈佛法学院法与领导力教授 Larry Lessig 共事以来，我一直是竞选资金改革的坚定支持者。最近，我与他共同主持了一场座无虚席的活动，现场聚集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纽约市民，由 Lessig 以及前代理总检察长 Neal Katyal 详细阐述了他们削减 SuperPAC 所助长的猖獗腐败的计划。当前的局势从未如此清晰——既令人不安，又充满希望。
Lessig 教授与前代理总检察长 Neal Katyal 正在主导 Dinner Table Action v. Equal Citizens 一案中被告方的诉讼，该案件旨在恢复缅因州对 SuperPAC 捐款的限制，目前正在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审理。口头辩论预计将于二月开始，该案也有可能于今年在最高法院获得全国性的裁决。
我强烈推荐阅读 《Friends of a Corruption-Free Government》。这本新鲜出炉的书汇集了该案件的法庭之友（amicus briefs），由 EqualCitizens.US 编纂。 点击此处查看 PDF， 点击此处捐款 。只需筹集一小笔资金（约 100 万美元），我们就能通过纠正被权钱交易式腐败扭曲的政策，挽救数十亿美元。核心要点是：一种巧妙且可在短期内实施的法律修复方案是可行的，而我们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不过，在解释解决方案之前，我将先说明 SuperPAC 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如何扩散并发展到如今的规模与影响力。
SuperPAC 死星的崛起
从 2010 年公民联合案（Citizens United）和 SpeechNow 等司法裁决催生 SuperPAC 诞生，到 2024 年，在两年一度的联邦选举中，SuperPAC 的支出从 6200 万美元激增至约 50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高达惊人的 37%。
在这 50 亿美元中，约三分之一来自“黑金”来源——信息披露要求极少或几乎没有的信息的非营利组织和空壳公司。75% 以上的资金来自单笔捐赠 500 万美元以上的捐赠者。两党的捐款都由超级亿万富翁捐赠者主导，且双方都有多位捐赠者捐出超过 5000 万美元。¹
腐败的高回报率（ROI）
来自少数富有捐助者的巨额资金涌入前所未有，令人担忧。然而，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些捐款在权钱交易式的腐败中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回报。一笔 2000 万美元或 2 亿美元的捐助，往往能为 SuperPAC 捐助者带来类似风险投资的 10 倍到 100 倍回报，通常体现在企业特权、有影响力的政府任命，或无价的赦免授予等形式。
以 Elon Musk 为例。Elon 在 2024 年大选中主要通过其亲特朗普的 America PAC 投入了 2.9 亿美元。作为回报，Elon 被任命为“US DOGE Services”负责人，从而对其自身公司（SpaceX/Starlink、Tesla 和 xAI）行使监管影响力。在一个突出的例子中，国务院积极游说相关国家， 主要在非洲 ²，也包括印度，为 Starlink 发放许可证。特朗普还在考虑向 SpaceX 进行近 800 英亩土地的置换 。³ 白宫工作人员也已指示总务管理局（GSA）“尽快”将 xAI 的 “Grok” 聊天机器人纳入政府合同服务中 。⁴
权钱交易中的“回报”
一位较少发声的亿万富翁杰夫·亚斯（Jeff Yass），苏斯奎汉纳国际集团（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SIG）的创始人、宾夕法尼亚州首富，在 2024 年向 TrumpPAC 捐赠了 1600 万美元，并至少向 Trump 的宴会厅捐赠了 250 万美元。那么，亚斯的动机是什么？
通过 SIG，亚斯持有字节跳动（ByteDance，TikTok 的母公司）约 15% 的股份，目前估值超过 5000 亿美元。在这笔捐款之前，特朗普一直在考虑对 TikTok 实施美国禁令。捐款之后，在 2025 年 12 月，白宫允许包括 SIG 在内的一小群精英投资者，将 TikTok 美国业务从字节跳动中分拆出来。这一举措为亚斯兑现其约 750 亿美元的字节跳动持股铺平了道路，并使其作为新成立的 TikTok US 的股东获得数十亿美元收益——这是美国最抢手的媒体资产之一。SIG 最初的 500 万美元投资，以及亚斯在 Trump 关联实体中投入的约 2000 万美元，带来了约 4000 倍的回报——毫无疑问，这是一笔“大满贯”式的投资。
具有影响力的任命如今也常常是权钱交易中的“回报”——在贝森特向与特朗普有关联的 SuperPAC 捐赠了 140 万美元之后，特朗普任命他为财政部长。其他一些捐助者则在几乎没有其被任命领域相关经验的情况下获得了任命。例如，琳达·麦克马洪在向与特朗普有关联的 SuperPAC 捐赠了 2000 万美元之后，如今成为我们的教育部长。有关更多任命相关的轶事，请参阅 竞选法律中心的任命追踪器 。
赦免决定也是一种常见的“回报”。前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新泽西州民主党） 曾为其竞选连任的 SuperPAC 募集 60 万美元，以换取其介入一项联邦行政程序 ，该程序指控该 SuperPAC 捐助者实施了医疗保险欺诈。梅嫩德斯的法律团队辩称该 SuperPAC 与竞选“相互独立”。关键在于，法院认定梅嫩德斯犯有贿赂罪，理由是即便 SuperPAC 仍独立于竞选运作，其捐款仍然向候选人提供了“有价值之物”。即使 SuperPAC 的支出是独立的，通过捐款仍然可能发生腐败。因这一行为及其他严重的贿赂行为，梅嫩德斯目前正在服处 11 年监禁 。
特朗普向 保罗·沃尔扎克 颁发了赦免令。沃尔扎克是佛罗里达州一家养老院的所有者，曾侵吞 700 万美元的护士工资，而他的母亲 伊丽莎白·法戈 则为特朗普的 MAGA Inc. 及其他关联的 SuperPAC 筹集了数百万美元。⁵
为了进一步说明 SuperPAC 的“空壳游戏”是如何错综复杂的，来看一起发生在俄亥俄州的悲剧性案例。2020 年，俄亥俄州公用事业公司 FirstEnergy 向 Generation Now 捐赠了 6000 万美元；后者是一家匿名的 501(c)4 非营利组织，随后又向一个与时任俄亥俄州众议院议长 Larry Householder 相关联的 superPAC 提供了资金。随后，Householder 推动通过了一项法律，彻底削弱了该州的清洁能源标准，并迫使消费者为缺乏经济效益的煤电厂支付近 5 亿美元的补贴，以及为一家核电厂提供高达 10 亿美元的救助。Householder 正在服 20 年监禁；FirstEnergy 面临 2.9 亿美元的罚款；然而，许多俄亥俄州居民认为，使这一丑闻成为可能的制度条件并未得到修复。
从无数类似的权钱交易式腐败行为中选取，上述轶事均发生在过去五年内，突显出巨额 SuperPAC 捐款正在获得天文数字般的投资回报——正是这种“理性”的投资回报率（ROI）计算，使得更多资金将持续不断地流入 SuperPAC。
信任的侵蚀
SuperPAC 的投资回报率不仅令人不安，其对我们参与式民主的心理影响更是令人沮丧。当政治经济被拿出来出售时，250 年来对美国民主的信任就会被削弱。根据最近的一项 Pew Research 研究 ，公众对联邦政府“做正确事情”的信任度低至约 17%，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最低水平。
另一项近期民调显示，70% 的美国人认为“企业和富人控制着政府，政客只是为了自己”。⁶ 信任是我们民主运作的货币，而通过 SuperPAC 引发的腐败对信任的贬损是前所未有的。
竞选资金的漫长而曲折的历史
要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民主如此黯淡的时刻的，一些历史背景很重要。
那是 1972 年——《教父》正在影院上映，越战接近尾声，迈阿密海豚队正是一支强队。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正为竞选连任做准备。那年 6 月，水门事件爆发，尼克松的行动人员闯入并窃听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总部。似乎这些还不够，“狡猾的迪克”还被水门事件特别检察组发现，其竞选活动中存在广泛的企业和个人非法竞选捐款。
其中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rporation，“ITT”）承诺捐赠 40 万美元，用于支付 1972 年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RNC），以换取美国司法部（DoJ）就一宗反垄断诉讼达成和解⁷。另一个例子是，乳制品行业秘密向尼克松的连任竞选捐赠了 200 万美元，作为回报，尼克松提高了乳制品的价格支持，推翻了其农业部长的决定。呼应当下时代的许多“体面任命”，尼克松所任命的 31 位大使共计向其竞选活动捐款 180 万美元。
为回应这种政治失职行为，1974 年，国会通过了《联邦选举活动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FECA）。FECA 设立了信息披露要求，限制了广告支出，并对捐款金额设定上限，旨在遏制“因个人巨额经济捐款而产生的腐败之实质及其表象”。⁸
1976 年，最高法院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 Buckley v. Valeo 中审理了 FECA，主要是为了确保该法符合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优先原则。法院著名地区分了竞选捐款与竞选支出。对捐款的限制被认为仅对捐款人的言论自由施加了“边际性的限制”，同时增强了“我们代议制民主体系的完整性”。相比之下，对支出的拟议限制被认为对第一修正案保障造成了过重负担，因此被裁定为违宪。
因此，50 年前，FECA 得以修订，确立了一项国家法律原则：为了消除权钱交易腐败的“现实性及其表象”，竞选捐款可以受到监管；而竞选支出则不可以。在数十年的多起判例中，捐款与支出的区分始终得到维护。⁹
然而，2010 年，随着 Citizens United v. FEC 将竞选财务支出中的第一修正案特权扩展至公司和工会等“独立”实体，形势开始发生转变。该裁定指出：
“[I]独立支出……不会导致腐败或腐败表象。发言者可能对当选官员具有影响力或接触渠道，并不意味着这些官员是腐败的。影响力或接触渠道的表象也不会导致选民失去对民主的信心。”
尽管这一裁定开启了 SuperPAC 时代，但它并未违反 Buckley 先例。事实上，Citizens United 的裁决并未就捐款是否可以受到限制表明立场，从而使 Buckley 先例保持完整。
然而，九周后，D.C. 巡回法院下级法院在 SpeechNow v. FEC 一案中裁定，SuperPAC 可以接受无限额捐款。随后宣读了如下这套粗糙的三段论，它将扭曲我们的民主制度，让公民心灰意冷，掏空对制度的信任，并让少数特权阶层中饱私囊：
“鉴于法院在 Citizens United 一案中认定，独立支出不会构成腐败风险，我们得出结论：政府在限制仅从事独立支出的政治委员会的捐款方面，并不存在任何反腐败利益……向只进行独立支出的团体提供捐款，同样不会腐化或造成腐败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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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懒惰的逻辑—— 独立支出不会导致腐败，因此，为独立支出提供的捐款也不会导致腐败—— 使得对独立支出委员会（SuperPAC）的无限额捐款成为可能。¹⁰ 它不仅无视 Buckley 案所确立的司法先例，也无视权钱交易式腐败的经验现实。
通过引入个人、企业和空壳公司可以进行无限额捐款，而这些捐款者无需披露其与受益候选人之间的任何关联，美国的政治经济就此变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密室拍卖。
让我们提醒自己：施加影响力的是 SuperPAC 的出资者，而不是 SuperPAC 的支出者——正是他们让美国拥有了糖和玉米补贴、宽松的加密货币法律、对附带权益和无形钻探成本的有利税收待遇、其委内瑞拉石油冒险、昂贵的处方药、缺乏对儿童免受网络伤害的保护、给予社交媒体平台的“安全港”待遇、千疮百孔的枪支法律，以及尽管五角大楼反对却仍由国会批准的武器。
缅因事件与竞选资金的达斯·维达
2023 年 11 月，缅因州选民以压倒性多数（75%）通过了一项公投，将 SuperPAC 捐款上限设定为 5,000 美元。¹¹ 这一上限挑战了 SpeechNow 所依据的有问题逻辑。在竞选财务史的汪洋大海中，这颗小石子激起的涟漪，正在演变成一场海啸。
缅因州公民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SuperPAC 的规模如今已比州内受监管的直接竞选捐款高出几个数量级。外州资金经常主导当地选举。例如，在 2024 年，Uihlein 家族位于伊利诺伊州的 SuperPAC——RestorationPAC，在缅因州第二国会选区的选举中花费了 230 万美元， 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反弹 。此外，2019 年 8 月，国防承包商 Navatek 的首席执行官因隐瞒 与缅因州参议员 Susan Collins 相关的 20 万美元非法 SuperPAC 捐款而被定罪。
缅因州公投的影响并没有被缅因海岸所忽视。在缅因州沙漠山岛富豪云集的巴港飞地、一座坐落于高处的豪宅中，住着我们故事中的达斯·维达：Leonard Leo。三十多年来，Leo 所做的事情比任何一位美国人都多，通过影响选举和任命，他将保守派的州检察长和大法官大量安插进我们的司法体系。最近，他帮助巩固了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并在其历时数十年的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征程中取得了成功。
Leo 创立或领导了一个由保守派法律组织组成的空壳运作网络，其中包括 Federalist Society、New Civil Liberties Alliance（NCLA）、The 85 Fund、Concord Fund（前身为 Judicial Crisis Network）、Marble Freedom Trust、Rule of Law Trust、CRC Advisors、BH Group 以及 Honest Elections Project。这一长串组织从查尔斯·科赫、保罗·辛格、哈兰·克罗以及伊利诺伊州商人巴雷·塞德等自由意志保守派亿万富翁捐助者那里获得了接近 20 亿美元的捐款。在缅因州，这些组织支持苏珊·柯林斯的竞选，向一个与缅因州众议员劳雷尔·利比有关联的政治网络捐赠了 37.5 万美元，并资助了一个反对海上风电项目的团体。2016 年，特朗普表示：“我们将拥有伟大的法官，保守派的，全部由 Federalist Society 挑选。”后来 特朗普这样评价 Leo：“他公然吹嘘自己如何掌控法官，甚至包括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2018 年，Leo 游说提名其小布什时代的同事、也是联邦党人协会成员的 Brett Kavanaugh。 他为支持大法官 Kavanaugh 的确认筹集了约 1500 万美元，并淡化了随后出现的性攻击指控 。Kavanaugh 不仅将其最高法院席位归功于 Leo，而且在当下的缅因州案件中，人们还能听到 Leo 的声音回响于粗糙的 SpeechNow 逻辑之中。在 SpeechNow 一案期间，Kavanaugh 在担任 D.C. 巡回法院法官时（或许并非巧合）曾表示：
“如果一个人可以花 100 万美元投放一则广告……但如果几个人各自捐 6000 美元来投放同一则广告，却被认为是腐败——这有什么道理？”
Kavanaugh–Leo 的这一逻辑无疑还会在缅因州再次被援引。
在缅因州公投通过后不久，由 Leo 的 Concord Fund 几乎全额支持的两个 PAC——由 Laurel Libby 与活动人士 Alex Titcomb 创立的 Dinner Table Action，以及由 Titcomb 运营的 For Our Future—— 起诉了该州 。2025 年 7 月，一名美国治安法官裁定这项新法律“在表面上违宪”。2025 年 10 月，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同意受理 Dinner Table Action v. Schneider 一案。
“Dinner Table Action”及其法律顾问 Charles Miller 的论点基于 SpeechNow 的下级法院先例。¹² 通过将“contribution（捐款）”一词替换为“independent donations to fund independent expenditures（用于资助独立支出的独立捐赠）”，原告以一种看似巧妙的诡辩主张：
“独立捐赠是一种独立支出的形式。既然独立支出不能受到限制，那么用于资助独立支出的独立捐赠同样也不能受到限制。这一点不存在其他解释空间。”
这种具有误导性或天真的尝试，将汇总性的“捐赠”等同于“支出”，再等同于“言论”，堪称竞选资金法理史上最滑稽的论证之一。它完全忽视了 1976 年 Buckley 案中极为清晰的界定：
“捐款只是对候选人及其观点的一种总体性支持表达，但并未传达支持背后的具体依据。随着捐款数额的增加，捐款人所传递的信息量并不会明显增加，因为这种表达仅仅建立在一种无差别、象征性的捐赠行为之上……既然如此，捐款限制所维护的利益，超过了对捐款人进行自由表达能力的边际性限制。”¹³
除了法律先例之外，这种观点还无视大量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大额 SuperPAC 捐助者可能通过候选人提供的权钱交易而获益——一个优渥的任命、一项土地让渡、被“阉割”的监管机构，或是一项被通过或被扼杀的法律。正如记录所示，当某种好处可能被明示或暗示地请求并予以兑现时，几乎无法追踪和强制执行捐助者与候选人之间那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这一论点同样未能认识到一个现实：对 SuperPAC 的大额捐款会形成一种可以反复索取更多资金和更多“回报（quo）”好处的机制——“看看我们为你做了什么？我们还能再为你做一次（或者为你的对手）。” 独立支出并不具备同样的系统性能力，无法形成长期持续的依赖关系。
最后，这一切中还蕴含着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原意主义论证。在 McCutcheon v. FEC（2014）一案中，首席 Justice Roberts 在其论述开篇呼应《联邦党人文集》的理念，指出“民主以回应性为前提”。¹⁴ 随着 SuperPAC 的兴起及其带来的权钱交易式腐败，政策优先级被扭曲，对选民公众的问责性下降，选区公众的关切被贬低，取而代之的是 SuperPAC 背后精英金主的利益。当一小撮精英资助者掌控了政府的两个，甚至可能三个分支时，建国者最初设想的民主回应性便不复存在。
这只是开始
在第一部《Episode IV — A New Hope》（A New Hope）的结尾，卢克·天行者驾驶 X 翼战机进行了一次大胆的飞行，穿越死星的战壕突袭。他在涡轮激光炮火中穿行，躲避达斯·维达，并成功将一次看似不可能的射击打入死星反应堆附近一个宽仅 2 米的热排气口。死星爆炸；银河内战的进程由此被改写。
正如《Episode IV — A New Hope》一样，我们正处在一个令人振奋且至关重要的阶段，有机会改变竞选资金改革的格局。尽管我毫不掩饰地保持乐观，但我也清楚，任何在合理竞选捐款上限方面取得的胜利，都只是为捍卫我们民主价值与制度而展开的更大战争中的第一轮开场炮。
尤为重要的是，一场胜利将表明我们国家的“制衡机制”依然能够运作，独立的司法体系依然完好，而民选分支（行政与立法）则可能被权钱交易式的现状所侵蚀。21世纪反腐败的战争即将打响。是时候放下你的爆米花，拿起你的光剑——要么去做，要么不做。没有尝试可言。
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教授 Larry Lessig、Maia Cook（Equal Citizens 执行主任）、我的未婚妻 Lily Patricof，以及 Alex Roux，感谢他们帮助检查其中的错误、遗漏、语法和拼写。
注释
¹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2024 年 11 月 1 日）。
请注意，尽管特朗普在宪法上无法再次竞选连任，但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MAGA Inc. 在 2024 年大选后至 2025 年 12 月期间仍筹集了约 3.04 亿美元，其中 95% 以上来自单笔捐赠 100 万美元或以上的捐赠者。捐赠者包括电子烟公司 Juul Labs；上月被确认出任 NASA 新任局长的 Jared Isaacman；Blackstone 的 Stephen Schwarzman 捐赠了 500 万美元；以及 OpenAI 联合创始人 Greg Brockman 捐赠了 2500 万美元；同时， 特朗普一直试图阻止各州 执行 AI 相关法规。
² Pro Publica（2025 年 5 月） 特朗普政府向非洲国家施压，其目标：为埃隆·马斯克争取商业利益 。
³ The Texas Tribune（2025 年 12 月） 特朗普政府正在权衡与埃隆·马斯克的 SpaceX 进行新的南德克萨斯土地交换 。
⁴ Wired（2025 年 8 月） 白宫显然已命令联邦工作人员“尽快”推出 Grok。
⁵ 关于任命和赦免的更多轶事，请参见 Campaign Legal Center 的 Appointment Tracker。虽然这不是与 SuperPAC 相关的权钱交易，特朗普还在币安 CEO 赵长鹏（Changpeng “CZ” Zhao）的洗钱定罪之后授予了他赦免，此前 CZ 协助促成了与特朗普家族的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之间一笔 20 亿美元的交易（ 见 Lessig 在《60 Minutes》中的评论 ，2025 年 11 月）。
⁶ Nation Opinion Research Center，2025 年 1 月。此外，2024 年 12 月的一项 Pew 研究 报告称，超过 70% 的美国人表示，当今美国政治中金钱的作用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2024 年 12 月）。
⁷ 就在 ITT 作出承诺后不久，尼克松对副司法部长理查德·克莱因丁斯特（Richard Kleindienst）说：“ITT 那件事——给我见鬼地别插手。明白了吗？这是命令……我不想……到处起诉人，闹得鸡犬不宁，针对企业集团搅起风波。”克莱因丁斯特回应道：“是的，我明白了。”
⁸ 1974年《联邦选举活动法》。
⁹ 在 McConnell v. FEC（2003）一案中，根据两党竞选改革法（BCRA），又称“麦凯恩-费因戈尔德法案”，未受监管的政党捐款和选举周期后期的广告被加以限制。McConnell 案中强调捐款腐败性的关键引述是：“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证明候选人并不控制政党对软钱的支出，此类捐款所带来的腐败机会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诱因正是捐款本身。在 FEC v. Colorado Republican Federal Campaign Committee（2001）一案中，法院通过推翻对政党独立支出的限制，对这些支出适用严格审查标准。
¹⁰ 这一论点最早由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 Albert Alschuler、哈佛法学院荣休教授 Laurence Tribe，以及曾任奥巴马白宫伦理事务主管、前捷克共和国大使的 Norman Eisen，在《Why Limits on Contributions to Super PACs Should Survive Citizens United》（《福坦莫法律评论》，2018）中提出。
¹¹ 比缅因州历史上任何其他公民动议获得的票数都多。
¹² Charles Miller 供职于言论自由研究所，曾在 FirstEnergy–Larry Householder 审判期间担任俄亥俄州总检察长的法律顾问。他处理了针对 Sam Randazzo 的诉讼，Randazzo 是俄亥俄州的公用事业监管官员，在因 FirstEnergy 贿赂丑闻被起诉后自杀。
¹³ Buckley v. Valeo, 424 U.S. 1, 21 (1976).
¹⁴ McCutcheon et al. v. FEC (2010) 驳回了对个人联邦竞选捐款总额上限的限制。该判决认为，只有权钱交易式腐败（或其表象），而非影响力、接近权力或政治回应性，才能正当化对捐款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