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孩子被诊断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家长面对的往往不是单一选择，而是一组互相拉扯的方案：药物起效快，但可能伴随食欲、睡眠和长期依从性争议；行为训练温和，却周期漫长，且高度依赖治疗师的人力投入；数字训练产品层出不穷，但多数停留在平板电脑上的任务游戏，难以证明训练时的“专注”真的来自大脑状态的改变，而不是手指动作的熟练。更棘手的是，院内评估与居家训练之间长期断裂，医院里采集的脑电数据很难变成家庭场景中可执行的干预闭环。

这正是深圳朋睿脑科学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朋睿脑科学”）试图切入的位置。2026年10月21日，朋睿脑科学宣布完成数千万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投资方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深创投”）和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简称“粤港澳基金”）。公司称，本轮融资将用于脑机接口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传感技术的研发，完善儿童及成人脑机接口产品体系建设，加速脑机接口技术在脑科学健康领域的应用和落地。

把一笔天使轮融资放在上述产业矛盾中看，问题就变得具体起来：一家成立时间未披露、官网未公开的初创公司，凭什么同时押注非侵入式脑电硬件、AI算法、ADHD行为训练系统和半植入式电极，并让两家具有国资背景的机构在首轮外部融资中买单？答案不在“脑机接口是风口”这句正确的废话里，而在它能否把医疗器械注册、临床合作网络和支付场景串成一条可验证的商业化路径。

字段 内容
公司 深圳朋睿脑科学技术有限公司（朋睿脑科学）
轮次 天使轮
金额 数千万元人民币（精确金额未披露）
投资方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创投）、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粤港澳基金）
总部 深圳
创始人 贺超（创始人兼CEO）
官网 https://www.brainbioinfo.com/

用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把“脑控训练”从演示拉回临床场景

朋睿脑科学的产品叙事围绕一套多模态ADHD行为训练系统展开。据公司通稿称，该系统衔接脑电采集、算法分析和交互训练，通过脑控设备与智能终端记录训练过程并提供反馈。与单纯在平板或手机上完成认知任务的数字疗法不同，这套系统试图把脑电信号作为训练过程中的实时变量，而不是训练结束后的事后评分。

支撑这一产品逻辑的关键事实是两张医疗器械注册证。据凤凰网转载的公司信息，2025年，公司便携式脑电图机UMind Pro和便携式脑电采集器UMind SE均取得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这一信息来自公司通稿陈述，尚无独立第三方核验。但即便仅作为公司披露，其意义也值得单独拆解：二类医疗器械注册意味着产品需要通过产品技术要求、注册检验和质量管理体系核查，而不是实验室样机或消费级脑电头环。对于一家天使轮公司而言，在融资披露前已经拿到两张二类证，至少说明其硬件团队具备把产品推进到监管审评通道的执行能力。

不过，注册证本身只回答“设备是否被允许上市”，不回答“训练是否有效”。脑电图机的注册预期用途通常是脑电信号的采集与记录，而非ADHD的治疗或改善。公司通稿中“帮助多动症儿童实现注意力提升和改善”的表述，属于产品应用层面的主张，其临床有效性需要独立的试验数据支持。从已披露信息看，公司尚未公布随机对照试验、样本量、主要终点或效应量，因此“注意力提升”目前仍是公司单方说法，而非经过验证的临床结论。

这里还存在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边界：二类注册证解决的是设备能否合法进入市场，而不是设备所承载的训练方案能否被临床采纳。医院采购一台脑电图机，与医院愿意把该设备纳入ADHD行为训练路径，是两件不同的事。前者取决于注册证和招标资质，后者取决于科室对训练方案的疗效认知、操作流程和收费依据。公司通稿没有披露UMind Pro和UMind SE在临床端的实际使用科室、单次训练时长或配套软件的具体功能，因此“临床落地”目前只能理解为合作框架已经建立，而非标准化诊疗路径已经跑通。

“读脑”与“写脑”并行的技术路线，既是想象空间也是资源分散点

朋睿脑科学把自身技术布局概括为“读脑”和“写脑”两条线。据公司通稿称，“读脑”一侧通过自研脑电芯片模组实现无创脑电信号的读取与解析，再经神经网络和AI大模型算法分析，落地青少年情绪感知、脑状态分析以及“意念”操控无人机的多模态行为训练系统；“写脑”一侧则通过无创神经调控和半植入式柔性电极等技术，探索情绪障碍、睡眠障碍及认知相关疾病的调控。

这条路线在脑机接口创业公司中并不罕见，但罕见的是它同时覆盖了三个技术难度差异极大的层级：消费级可穿戴脑电、医疗级无创神经调控、半植入式柔性电极。每一层对应的监管路径、生物学风险、生产工艺和临床验证周期都不同。半植入式电极涉及侵入性医疗器械，其审批和临床要求远高于二类脑电图机；无创神经调控若声称治疗用途，也需要独立的医疗器械注册和临床证据。公司通稿没有披露这些技术目前分别处于样机、型检、动物实验还是临床前阶段。

从已披露的注册证看，公司目前唯一可验证的产品化成果集中在“读脑”的采集端，即UMind Pro和UMind SE两张二类证。自研脑电芯片模组、AI大模型算法、神经调控和柔性电极均未披露注册进展或性能指标。这意味着，本轮融资所支持的“脑机接口技术研发”，更准确的理解是把一条已经迈过监管门槛的硬件产品线，向算法、训练系统和未来调控产品延伸，而不是所有技术模块都已具备同等成熟度。

这种技术组合还可能带来一个隐性成本：团队注意力被多条管线切分。二类脑电图机的后续工作集中在产品迭代、渠道铺设和临床数据积累；半植入式柔性电极则需要材料学、生物相容性、封装工艺和动物实验等完全不同的能力。一家天使轮公司同时推进这两类项目，可能意味着研发资源需要在“可快速产生收入的采集端”和“需要长期投入的调控端”之间反复分配。公司通稿没有披露团队规模、研发人员结构或各管线的预算比例，因此外界无法判断这种并行策略是经过资源测算的主动选择，还是融资叙事下的被动铺开。

战略合作名单很长，但收入来源和合作深度尚未披露

公司通稿列出的合作方包括爱朋医疗、金赛药业、立方制药等企业，以及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据公司通稿称，公司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成立脑机接口行为训练联合实验室，实现多模态ADHD行为训练中心的临床落地，并在北京、上海、深圳、郑州、长沙等多地开展机构落地合作。

这份名单的产业含义值得注意。爱朋医疗是A股上市公司，主业在疼痛管理和鼻腔管理领域，同时拓展脑机技术创新业务；金赛药业在儿科内分泌领域有深厚的医院渠道；立方制药则来自医药工业与流通体系。如果这些合作能够转化为渠道分销、联合研发或科室共建，朋睿脑科学可能获得比一般天使轮公司更短的院内触达路径。但“战略合作”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指已经产生收入的采购协议，也可以指框架性合作备忘录。公司通稿没有披露任何一项合作的具体金额、排他性、收入分成或落地数量。

同样，“多地开展机构落地合作”中的“机构”是医院、康复中心还是商业培训机构，落地的是设备销售、服务分成还是科研合作，均未披露。从已披露信息只能确认合作关系的存在，不能推断其商业化质量。对于一家以医疗器械硬件为核心的公司，真正的验证点是设备装机量、复购率、单机构收入贡献和医保或自费支付结构，这些数据在本次披露中全部缺失。

另一个值得拆解的点是，合作名单中的企业与公司业务之间的协同方向并不完全相同。爱朋医疗的脑机技术创新业务可能与朋睿脑科学存在技术或渠道上的直接交集；金赛药业的儿科渠道可能帮助训练系统进入儿童医院和生长发育科室；立方制药的医药流通背景则可能指向区域分销或院内供应链。但这些都只是基于公开业务描述的推测，公司通稿没有说明各方在合作中具体承担什么角色，也没有披露是否已经形成可执行的商业条款。因此，这份名单更适合被理解为潜在渠道网络的雏形，而不是已经兑现的收入来源。

深创投与粤港澳基金的组合，更像政策性硬科技押注而非消费医疗财务投资

本轮投资方的结构本身传递了信号。深创投是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国有综合性投资集团；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则据凤凰网报道于2025年12月22日在深圳注册成立，由深创投管理，存续期最长可达20年，重点面向种子期、初创期企业，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这意味着，朋睿脑科学的天使轮带有明显的政策引导属性。粤港澳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定位，使其对短期商业化回报的容忍度高于市场化财务基金，但同时也对被投项目的技术原创性和产业方向提出要求。深创投的进入则可能带来后续融资背书和深圳本地产业资源。从资本结构看，这轮融资更像是一次对“脑机接口+儿童脑健康”方向的早期卡位，而非基于成熟收入模型的估值定价。

这种资本结构对公司的后续路径可能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国资背景基金通常不会在天使轮要求严苛的对赌或短期退出，公司可能获得更长的技术验证窗口；另一方面，政策引导基金的投向往往与区域产业规划绑定，公司未来在产能落地、临床合作或数据合规方面可能需要优先考虑深圳及大湾区资源。公司通稿没有披露本轮融资是否附带产业落地条件、后续融资计划或估值区间，因此这些影响目前只能作为可能性提出，仍需后续披露验证。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公司创始人贺超在通稿中感谢了“爱朋医疗产业基金和渠道资源的持续赋能”，但爱朋医疗并未出现在本轮投资方名单中。这暗示爱朋医疗可能通过其他主体或更早的产业合作参与公司发展，也可能只是渠道层面的支持。由于公司未披露历史融资和股权结构，这一表述暂时无法进一步核实。

政策叙事抬高了天花板，但商业化仍卡在“训练有效性”这道窄门上

贺超在通稿中援引《国家“十五五”规划》及《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称脑机接口技术已明确上升为国家战略，列为前沿布局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这一政策判断构成了公司长期叙事的基础：脑机接口不再只是学术概念，而是被纳入国家产业规划的技术方向。

但政策支持解决的是行业天花板和资源导入问题，不解决单个产品的临床价值问题。ADHD数字诊疗的瓶颈从来不在硬件采集端，而在干预端能否产生可测量、可持续的行为改善。一个孩子戴上脑电设备完成训练任务，系统记录到脑电变化，这只能说明设备采集到了信号；要证明训练有效，需要回答：脑电指标的变化是否与注意力行为改善相关？改善能否在训练结束后维持？居家场景下的依从性能否达到临床研究中的水平？这些问题都需要前瞻性临床研究来回答，而公司通稿没有披露相关研究设计或数据。

从已披露信息看，公司目前最扎实的资产是两张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和一套已经进入临床合作场景的训练系统。最不确定的资产是“写脑”侧的神经调控与半植入式电极，以及AI大模型在脑电分析中的实际性能。两者之间隔着从“能采集”到“能干预”再到“能证明干预有效”的漫长距离。本轮数千万元融资能够支撑的，更可能是把现有硬件产品推向更多机构、积累真实世界数据、启动初步临床验证，而不是同时推进所有技术管线。

还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叙事与产品注册之间并不直接等价。脑机接口被列入国家战略，可能带来科研项目、产业基金和审评沟通上的便利，但不会降低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的临床证据要求。公司若想把“注意力提升”从通稿表述升级为注册证上的预期用途，仍需要提交符合监管要求的临床评价资料。公司通稿没有披露是否已经启动相关临床研究，也没有披露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联合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是否包含疗效终点。因此，政策利好目前更接近于行业层面的长期支撑，而非公司层面的短期兑现。

风险不在风口，而在公司能否把“注册证+合作网络”转化为可重复的收入

朋睿脑科学面临的核心风险并非技术方向错误，而是验证节奏与资源分配。第一，精确融资金额未披露，“数千万元”在天使轮中可能意味着2000万元，也可能接近1亿元，两者对应的研发和商业化能力差异巨大。第二，产品注册证、临床落地与合作进展主要来自公司通稿陈述，缺少独立第三方核证；在医疗器械领域，注册证可以通过公开数据库查询，但公司未提供注册证编号，外部无法即时验证。第三，脑机接口产品的商业化受监管审批、临床验证与市场接受度三重约束，尤其是半植入式电极和无创神经调控若走向治疗用途，将面临远高于二类脑电图机的审评门槛。

更现实的挑战在于支付。ADHD行为训练在中国尚未形成统一的医保支付标准，院内项目可能按康复治疗或心理治疗收费，居家场景则高度依赖家长自费。公司通稿没有披露其训练系统的定价、收费模式或单用户生命周期价值。如果收入主要来自设备销售，那么装机量增长会很快遇到机构预算天花板；如果转向服务分成或耗材模式，则需要证明训练频次和续费率足以支撑持续收入。这些商业化细节的缺失，使“衔接院内和居家场景”目前更像产品设计理念，而非已经跑通的商业模式。

从已披露的注册证、合作网络和投资方结构看，朋睿脑科学至少不是一家只靠概念融资的脑机接口公司。它手里有已经拿到监管准入的硬件产品，有进入儿科头部医院联合实验室的通道，也有两家国资背景机构的首轮资金。但天使轮只是把公司送上了验证跑道，真正的考验在于：它能否在资金耗尽前，用临床数据证明脑电反馈训练对ADHD儿童确实有效，并让医院和家庭愿意为此持续付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十五五”规划的文件里，而在下一轮融资披露时公司能拿出什么级别的证据。

RecodeX 极客视：脑机接口创业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技术做不出来，而是采集端已经拿到注册证、干预端却迟迟拿不出疗效证据。朋睿脑科学用两张二类证和一张合作网络清单完成了天使轮叙事，但“读脑”到“写脑”之间隔着的不是研发投入，而是临床验证的硬时间。数千万元能买来设备迭代和渠道试错，买不来ADHD训练有效性的对照组数据。下一轮融资的估值，将取决于它敢不敢把“注意力提升”从通稿措辞变成可核查的临床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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