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PAC 之战：Episode IV — A New Hope
本文作者：Teddy Himler
在美国民主跳动的心脏深处，潜藏着一个致命缺陷——我们法律法典中的一个漏洞， 原力的失衡 。不受问责、运作不透明的 SuperPAC 悄然且具有腐蚀性地崛起，使权钱交易式的腐败达到震耳欲聋的程度。对 SuperPAC 的无限捐款已经扭曲了商业竞争环境，侵蚀了公众对政府官员和机构的信任，并削弱了我们的民主动力。
就在不久前，在美国政治的银河系中，两起法律案件——Citizens United v. FEC（最高法院，2010 年） 和 SpeechNow.org 等诉 FEC（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2010 年）——使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s）成为促成美国权钱交易式腐败的主导工具。过去 15 年来，SuperPACs 为那些将其用于谋取私利的人带来了不成比例的经济回报。SuperPACs 所助长的腐败，与其说是某个单一机构、个人、政党，甚至“Citizens United”（如许多人所认为的）之过，不如说源于下级法院判决 SpeechNow 中一个草率的三段论推理，我将在后文加以说明。
一支由我国顶尖法律头脑组成的“绝地”团队，已制定出一项拆解 SuperPACs 这一大规模民主破坏性政治武器的计划，但时间正在流逝……
新的希望
自 18 年前与哈佛法学院法律与领导力教授 Larry Lessig 共事以来，我一直是竞选资金改革的坚定支持者。最近，我与他人共同主持了一场座无虚席的活动，吸引了积极参与公民事务的纽约市民，Lessig 与前代理事务律师 Neal Katyal 在会上阐述了他们遏制由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助长的猖獗腐败的计划。当前的局势从未如此清晰——既令人不安，又充满希望。
Lessig 教授与前代理事务律师 Neal Katyal 正领导被告上诉方在 Dinner Table Action v. Equal Citizens 一案中的诉讼。该案旨在恢复缅因州 5,000 美元的 SuperPAC 捐款上限 ，目前正在第一巡回法院审理。口头辩论预计将于 2 月开始，该案有可能在今年提交至最高法院。
我强烈推荐阅读 《Friends of a Corruption-Free Government》。这本新近出版的书汇集了该案件的法庭之友（amicus）意见书，由 EqualCitizens.US 编纂。可参见此处的 PDF 以及此处的捐款链接 。筹集 500 万美元可以覆盖贯穿 2026/27 年最高法院案件的高昂诉讼成本，并最终通过纠正被权钱交易式腐败扭曲的政策，挽救数以十亿计的公共资金。接下来，我将首先解释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如何蔓延并发展到如今的规模与影响力。
超级 PAC“死星”的崛起
自 2010 年在“公民联合案”（Citizens United）和“SpeechNow”司法裁决中诞生超级 PAC 以来，直至 2024 年，联邦两年一度选举中的超级 PAC 支出从 6200 万美元暴涨至约 50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37%。
在这 50 亿美元中，约三分之一来自“黑金”渠道——即 501(c)4 非营利组织和披露要求极低甚至没有披露要求的壳公司。超过 75%来自单笔捐赠在 500 万美元以上的捐助者。两党捐款均由超级富豪亿万富翁主导，且两党都有多名捐助者的捐款超过 5000 万美元。¹
腐败的惊人投资回报率
来自少数富裕捐助者的巨额资金涌入前所未有，令人担忧。然而，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些捐款在权钱交易式的腐败中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回报。一笔2万美元、2000万美元或2亿美元的捐款，往往能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出资者带来类似风险投资的10倍至100倍回报，通常体现在企业优惠政策、关键政府任命，或授予无价的特赦上。
以埃隆·马斯克为例。 埃隆在 2024 年大选中投入了 2.9 亿美元 ，主要通过其支持特朗普的 AmericaPAC。作为回报，埃隆被任命为“美国 DOGE 服务局”负责人，并由此对其自身公司（SpaceX/Starlink、Tesla 以及 xAI）施加监管影响力。一个尤为鲜明的例子是，国务院积极游说各国， 主要是非洲国家 ²，但也包括印度，为 Starlink 发放许可证。特朗普还在考虑向 SpaceX 置换近 800 英亩土地 。³ 白宫幕僚还指示总务管理局（GSA）“尽快”将 xAI 的“Grok”聊天机器人纳入政府采购服务 。⁴
“利益交换”中的“回报”
一位行事低调的亿万富翁杰夫·亚斯（Jeff Yass），苏斯奎汉纳国际集团（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SIG）的创始人、宾夕法尼亚州首富， 在 2024 年向特朗普的 MAGA Inc.捐赠了 1600 万美元 ，并至少向特朗普的“舞厅”捐赠了 250 万美元。那么，亚斯的动机是什么？
通过 SIG，亚斯持有字节跳动（ByteDance）约 15%的股份。字节跳动是 TikTok 的母公司，目前估值超过 5000 亿美元。在这笔捐款之前，特朗普一直在考虑对 TikTok 实施美国禁令。捐款之后，白宫于 2025 年 12 月允许包括 SIG 在内的一小撮精英投资者，将 TikTok 美国业务从字节跳动中剥离。这一举措为亚斯兑现其约 750 亿美元的字节跳动持股铺平了道路，并使其作为新成立的 TikTok 美国公司的股东获得数十亿美元回报——该公司是美国最炙手可热的媒体资产之一。SIG 最初的 500 万美元投资，以及亚斯向特朗普关联实体投入的约 2000 万美元，预计将带来约 4000 倍的回报——确实是一笔“全垒打”式的投资。
有影响力的任命往往也是当今权钱交易中的“回报”一环——特朗普任命的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向与特朗普有关联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 140 万美元。其他一些捐赠者也在几乎没有相关领域经验的情况下获得了任命。例如，琳达·麦克马洪在向与特朗普有关联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 2000 万美元后，如今出任教育部长。有关任命案例的更多轶事，可参见竞选法律中心的任命追踪器 。
赦免决定也是一种常见的“回报”。前新泽西州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民主党） 为其连任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募集 60 万美元，作为交换介入一项联邦行政程序 ，该程序指控一名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助者实施医疗保险欺诈。梅嫩德斯的法律团队辩称，该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与竞选活动“相互独立”。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仍认定梅嫩德斯犯有受贿罪，理由是该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在其保持独立于竞选活动的情况下，仍然向候选人提供了“一种有价值之物”。即便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出独立于竞选活动，腐败仍可能通过捐款发生。因这一行为及其他恶劣的受贿行为，梅嫩德斯目前正在服 11 年监禁 。
特朗普向保罗·沃尔扎克授予了赦免。沃尔扎克是佛罗里达州的一名养老院业主，曾侵吞 700 万美元护士工资。沃尔扎克的母亲伊丽莎白·法戈为特朗普的 MAGA Inc.及其他关联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筹集了数百万美元。⁵
为进一步说明 SuperPAC 的“壳游戏”有多么错综复杂，不妨看看这起来自俄亥俄州的悲剧案例。2020 年， 俄亥俄州公用事业公司 FirstEnergy 向 Generation Now 捐赠了 6000 万美元 。Generation Now 是一家 501(c)(4) 非营利组织，随后又向一个与时任俄亥俄州众议院议长 Larry Householder 相关联的 SuperPAC 进行捐款。此后，Householder 推动通过了一项法律，大幅削弱了该州的清洁能源标准，并迫使消费者为缺乏经济性的燃煤电厂支付近 5 亿美元补贴，同时还为一家核电厂提供了价值 10 亿美元的纾困。Householder 目前正在服 20 年监禁刑期；FirstEnergy 面临 2.9 亿美元罚款；然而，许多俄亥俄州居民认为，使这起贿赂成为可能的 SuperPAC 渠道依然大门敞开。
以上事例只是无数权钱交易式腐败行为中的缩影，且全部发生在过去五年内，凸显出巨额 SuperPAC 捐款正在获得天文数字般的投资回报——正是这种看似“理性”的投资回报率（ROI）计算，促使更多资金将持续不断地流入 SuperPAC。
信任的侵蚀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的投资回报率不仅令人不安，其对我们参与式民主的心理影响更是令人沮丧。当政治经济被明码标价出售时，美国民主 250 年来积累的信任便遭到侵蚀。根据近期一项皮尤研究中心研究 ，公众对联邦政府“做正确事情”的信任度仅约为 17%，为美国历史最低水平。
另一项近期民调显示，至少 70%的美国人认为“企业和富人控制着政府，政客只为自身利益行事”。⁶ 信任是民主运作的通行货币，而由 SuperPAC 引发的腐败对这种信任的贬损前所未有。
竞选资金的漫长而曲折的历史
要理解我们如何走到民主如此黯淡的这一时刻，有必要回顾一些历史。
20 世纪 70 年代初，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不仅揭露了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总部的入室盗窃和窃听行为，还曝光了广泛存在的非法竞选捐款。⁷ 作为对水门事件的回应，国会于 1974 年通过了《联邦选举竞选法》（FECA）。该法案设立了信息披露要求，限制广告支出，并对捐款额度设限，旨在遏制“因个人巨额经济捐助而产生的腐败事实及其表象”。⁸
1976 年，最高法院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 Buckley v. Valeo 中审理《联邦选举竞选法》（FECA），主要目的是确保该法符合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言论自由优先原则。法院著名地划分了竞选捐款与竞选支出之间的区别。对捐款设限被认为仅对捐款人的言论自由造成“边际性限制”，同时有助于提升“我们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完整性”。相比之下，对支出的拟议限制则被认为对第一修正案的保障构成过重负担，因此被裁定为违宪。
因此，50 年前，FECA 被修订，一项成为国家根本法律的原则由此确立：为了消除权钱交易式腐败的“现实性及其表象”，竞选捐款可以受到监管；而竞选支出则不可以。此后数十年间，通过多起案件，这一捐款/支出的划分始终得到维持。⁹
然而，2010 年，随着 Citizens United v. FEC 一案的裁定，形势开始发生转变。该裁定允许仅从事独立支出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即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s）——接受来自企业和工会的资金。裁决指出：
“‘[I]ndependent expenditures……不会导致腐败或腐败的表象。发言者可能对当选官员具有影响力或接触渠道，并不意味着这些官员是腐败的。而影响力或接触渠道的表象，也不会导致选民对这一民主制度失去信心。’”
尽管这一裁定开启了 SuperPAC 时代，但并未违反《巴克利案》的先例。事实上，“公民联合”裁决对是否可以限制对 SuperPAC 的捐款保持沉默，从而使《巴克利案》先例得以维持。
然而，九周后，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下级合议庭在 SpeechNow v. FEC 一案中裁定，SuperPAC 可以接受无限额捐款。以下这一草率的三段论被宣读出来，它将扭曲我们的民主、使公民心灰意冷、掏空制度性信任，并让少数人从中暴富：
“鉴于法院在 Citizens United 一案中的裁定认为独立支出不存在腐败风险，我们得出结论，政府在限制仅从事独立支出的政治委员会所获得的捐款方面并不存在反腐败利益……向只进行独立支出的团体捐款，同样不会导致腐败，也不会造成腐败的表象。”
这种懒惰的逻辑—— 独立支出不会导致腐败，因此用于独立支出的捐款也不会导致腐败—— 使对 SuperPAC 的无限额捐款成为可能。¹⁰ 它不仅无视 Buckley 案所确立的司法先例，也漠视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腐败这一经验现实。
随着允许个人、企业以及空壳公司进行无限额捐款，而这些捐款者无需披露其与受益候选人之间的任何关联，美国的政治经济由此演变成一场规模空前的密室拍卖。
让我们提醒自己，施加影响的是 SuperPAC 的出资者，而不是 SuperPAC 的花钱者——正是他们让美国拥有了糖和玉米补贴、宽松的加密货币法律、对附带权益和无形钻探成本的优惠税收待遇、其委内瑞拉石油冒险 、价格高昂的处方药 、对儿童免受网络伤害的保护缺失，以及漏洞百出的枪支法律 ，还有在五角大楼反对的情况下仍由国会批准的武器。
缅因事件与竞选资金的达斯·维达
2023 年 11 月，缅因州选民以压倒性多数（75%）通过了一项公投，将 SuperPAC 的捐款上限设定为 5000 美元。¹¹ 这一上限挑战了 SpeechNow 存在问题的逻辑。这颗投向竞选资金历史海洋中的小石子，激起的涟漪正演变成一场巨浪。
缅因州民众有理由感到担忧。如今，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在该州的规模已比受监管的直接竞选捐款大出数个数量级。外州资金经常主导地方选举。例如，2024 年，伊利诺伊州的 Uihlein 家族旗下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RestorationPAC 在缅因州第二国会选区的一场选举中花费了 230 万美元， 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弹 。此外，2019 年 8 月，国防承包商 Navatek 的首席执行官因隐瞒与缅因州参议员 Susan Collins 有关的、通过“人头捐款”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计划输送的 20 万美元而被定罪。
缅因州公投的影响并未被缅因海岸所忽视。在芒特沙漠岛富裕的巴港飞地，一座豪宅中，住着我们故事里的“达斯·维达”：Leonard Leo。三十多年来，Leo 通过影响选举和任命，在为司法体系安插保守派州总检察长和大法官方面，所起作用超过任何一位美国人。最近，他帮助巩固了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并在其历时数十年的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征程中取得成功。
Leo 创立或领导了一套由保守派法律团体组成的“空壳”网络，并从自由意志主义、保守派亿万富翁捐助者那里获得了近 20 亿美元的捐款。¹²
2018 年，Leo 游说提名其布什政府时期的同僚、联邦党人协会成员 Brett Kavanaugh。 他筹集了约 1500 万美元支持大法官 Kavanaugh 的确认，并淡化了随后出现的性攻击指控 。Kavanaugh 不仅将其最高法院席位归功于 Leo，而且在当下的缅因州案件中，仍能听到 Leo 的声音在回荡着 SpeechNow 判决中粗陋的逻辑。在 SpeechNow 案期间，时任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 Kavanaugh 曾表示：
“如果一个人可以花100万美元投放一则广告……但如果几个人各出6000美元来投放一则广告，就被认为是腐败——这到底有什么道理？”
卡瓦诺—利奥的错误逻辑如今正在缅因州一案中接受检验。由利奥的 Concord Fund 几乎全额支持的两个政治行动委员会（PAC） 起诉了该州 ，并促使法律被发布禁令暂停执行 。¹³
尽管法官依据既有判例宣布缅因州的新法律“违宪”， 她却令人意外地承认 ，“向独立支出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可以在权钱交易安排中充当‘给付’一方。”这一承认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它使权钱交易（QPQ）的危害不再是“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更多成为“程度有多大”的问题。大门已经打开，而当下个月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口头辩论拉开帷幕时，这一承认的重要性，或许不亚于达斯·维达那句“卢克，我是你的父亲” 的震撼揭示。
我们的绝地律师已经准备就绪。被告—上诉人的策略旨在纠正 SpeechNow 判决中草率的逻辑；提出大量经验证据，证明 SuperPAC 捐款与权钱交易行为之间的关联；并以原旨主义论证向最高法院中的保守派多数发起上诉。原旨主义认为，当一小撮精英资助者控制了政府的两个、甚至三个分支时，建国先贤最初设想的民主回应性便不复存在。在《McCutcheon v. FEC》（2014）一案中，首席大法官 Roberts 在其论证开篇呼应《联邦党人文集》的思想指出：“民主以回应性为前提。”¹⁵ 随着 SuperPAC 的崛起，国会的优先事项被扭曲，对选民公众的问责不断削弱，选区选民的关切被置于精英资助者的利益之下。
这仅仅是开始
在第一部《Star Wars：Episode IV — A New Hope》的结尾，卢克·天行者驾驶 X 翼战机，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航班，穿越死星的战壕突袭。他在涡轮激光火力中穿行，躲避达斯·维德，最终成功将看似不可能的一击射入死星反应堆附近一个仅有 2 米宽的热排气口。死星随之爆炸；银河内战的进程因此被改写。
与《Star Wars》相似，我们正处在一个激动人心、至关重要的阶段，有望改变竞选资金改革的格局。尽管我毫不掩饰自己的乐观，但我也清楚，在合理的竞选捐款限额方面取得的任何胜利，都只是为捍卫我们民主价值与制度而展开的一场更大战争的开局一击。
更重要的是，一场胜利将表明，我们国家的“制衡机制”依然能够发挥作用，独立的司法体系仍然健全，而民选部门（行政与立法）可能已被权钱交易的现状所侵蚀。21 世纪反腐败的战争即将打响。是时候放下爆米花，拿起你的光剑—— 在此捐款 ，或者选择不做。没有达阵这一说。
特别致谢
特别感谢 Larry Lessig 教授、Maia Cook（Equal Citizens 执行董事）、我的未婚妻 Lily Patricof，以及 Alex Roux，帮助审阅本文，检查其中的错误、遗漏以及语法和拼写问题。
注释
¹布伦南司法中心（2024年11月1日）。
注意，尽管特朗普在宪法上不能寻求连任，但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MAGA Inc.”在 2024 年大选后至 2025 年 12 月共筹集了约 3.04 亿美元，其中 95%以上来自单笔捐款不低于 100 万美元的捐助者。捐助者包括电子烟公司 Juul Labs；上月刚被确认出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新任局长的 Jared Isaacman；黑石集团的 Stephen Schwarzman 捐赠了 500 万美元；而 OpenAI 联合创始人 Greg Brockman 则捐赠了 2500 万美元。与此同时， 特朗普一直试图阻止各州执行人工智能相关监管规定。
² Pro Publica（2025 年 5 月） 特朗普政府向非洲国家施压，其目标是为埃隆·马斯克争取商业利益 。
³ 《德州论坛报》（The Texas Tribune，2025 年 12 月） 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与埃隆·马斯克的 SpaceX 进行新的南德克萨斯土地置换 。
⁴ 《连线》（Wired，2025 年 8 月） 白宫显然下令联邦雇员“尽快”部署 Grok。
⁵ 关于任命和赦免的更多轶事，参见 Campaign Legal Center 的任命追踪器 。尽管这并非与 SuperPAC 相关的权钱交易，特朗普还在币安首席执行官赵长鹏（Changpeng “CZ” Zhao）因洗钱罪被定罪后给予其赦免，此前 CZ 曾促成与特朗普家族的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进行一笔 20 亿美元的交易（ 参见莱西格在《60 分钟》节目中的评论 ，11 月 25 日）。
⁶ 国家民意研究中心（Nation Opinion Research Center），2025 年 1 月。此外，2024 年 12 月的一项皮尤研究显示，超过 70% 的美国人表示，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是当今美国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2024 年 12 月）。
2015 年，Rebecca Brown 和 Andrew Martin 对公众进行了调查，以研究捐款类型和规模与“对民主的信心”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捐款金额越大，“对民主的信心”越低。
2020 年，Douglas Spencer and Alexander Theodoridis 对美国公众进行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发现大额捐款被普遍视为具有腐蚀性。
2021 年，Matthew DeBell and Shanto Iyengar 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实验，发现即便是“独立”的政治捐款，也会引发人们对权钱交易式腐败的认知。
⁷ 一个尤为恶劣的例子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rporation，简称“ITT”）承诺捐赠 40 万美元，用于支付 1972 年在圣迭戈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大会费用，作为交换，美国司法部（DoJ）同意就一宗反垄断诉讼达成和解。
另一个例子是，乳制品行业秘密向尼克松的连任竞选捐赠了200万美元，作为回报，尼克松推翻了农业部长的意见，提高了乳制品的价格支持水平。呼应当下时代中大量“厚待式”任命的做法，尼克松任命的31名大使共计向其竞选活动捐赠了180万美元。
⁸ 《1974年联邦选举活动法》。
⁹ 在 McConnell v. FEC（2003）一案中，依据《两党竞选改革法》（BCRA），又称“麦凯恩—费因戈尔德法”，对不受监管的政党捐款和竞选周期后期广告加以限制。McConnell 案中凸显捐款腐蚀性的关键表述是：“即便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证明候选人并不控制政党对软钱的支出，此类捐款所带来的腐败机会仍然显而易见。”诱因正是捐款本身。在 FEC v. Colorado Republican Federal Campaign Committee（2001）一案中，法院在否定对政党此类支出的限制时，对独立支出适用了严格审查标准。
¹⁰ 这一论点最早由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 Albert Alschuler、哈佛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 Laurence Tribe，以及曾任奥巴马白宫道德事务主管、前捷克共和国大使的 Norman Eisen，在《为何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的限制应在“公民联合案”之后继续有效》（《福坦莫法律评论》，2018）一文中提出。
¹¹ 缅因州历史上任何一项公民动议中获得的最高票数。
¹² 这一长串组织包括 Federalist Society、新公民自由联盟（NCLA）、The 85 Fund、Concord Fund（前身为司法危机网络）、Marble Freedom Trust、法治信托、CRC Advisors、BH Group，以及诚实选举项目。亿万富豪捐助者包括查尔斯·科赫、保罗·辛格、哈兰·克罗，以及伊利诺伊州商人巴里·赛德。
在缅因州，Leo 旗下的组织支持了苏珊·柯林斯的竞选，向一个与缅因州众议员劳雷尔·利比有关联的政治网络捐赠了 37.5 万美元，并资助了一个反对海上风电项目的团体。
2016 年，特朗普表示：“我们将拥有出色的法官，保守派的，全部由 Federalist Society 挑选。”此后， 特朗普谈到 Leo 时称：“他公然吹嘘自己如何控制法官，甚至包括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¹³ 查尔斯·米勒就职于言论自由研究所（Institute of Free Speech），此前在 FirstEnergy—拉里·豪斯霍尔德审判期间担任俄亥俄州总检察长的法律顾问。他曾处理针对萨姆·兰达佐的诉讼案，后者是俄亥俄州公用事业监管官员，在因 FirstEnergy 贿赂丑闻被起诉后自杀身亡。
将“contribution（捐款）”一词替换为“independent donations to fund independent expenditures（用于资助独立支出的独立捐赠）”，原告以一种颇具创意的诡辩主张称：
“独立捐赠是一种独立支出形式。由于独立支出不能受到限制，用于资助独立支出的独立捐赠同样不能受到限制。对此不存在任何相反解释的空间。”
这种将汇总的“捐赠”等同于“支出”，再等同于“言论”的误导性或天真的尝试，堪称竞选财务法理史上最为滑稽的论证之一。它无视了 1976 年在《Buckley》案中所作的清晰界定：
“捐款只是对候选人及其观点的一种总体性支持表达，并不传达支持背后的具体理由。捐赠者的表达数量并不会随着捐款数额的增加而明显提升，因为这种表达仅仅依托于捐款这一未加区分、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本身……既然如此，捐款限额所服务的利益，超过了其对捐赠者进行自由交流能力所造成的边际限制。”
¹⁴ Buck 利诉瓦莱奥案（Buckley v. Valeo），424 U.S. 1, 21（1976 年）。
¹⁵ 麦卡钦等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McCutcheon et al. v. FEC，2010 年）否定了对个人联邦竞选捐款总额的限制。该案认为，只有权钱交易式腐败（或其表象），而非影响力、接近权或政治回应性，才能成为设定捐款上限的正当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