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者的盲点：我们能看清每家公司真正的全貌，唯独看不清我们自己的

在 Oscar Wilde 唯一的一部小说中，一位名叫 Dorian Gray 的年轻人得到了许多人暗自渴望的那种交易。无论他如何生活，他的面容都会保持年轻、毫无瑕疵；而藏在楼上阁楼里的一幅他的肖像，则代替他衰老、腐朽。他本该为之负责的一切，都显现在画布上，而不是他的脸上。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安排美妙无比。他把那幅画盖起来，锁在一个房间里，干脆从不上楼去看。

这个故事最可怕之处，在于他竟然能如此长久地不去看。

早期风险投资也有一幅藏在阁楼里的肖像。此时此刻，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正在让我们的工作方式老去。

作为 VC，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看穿他人表象背后的真实图景。我们坐在一位创始人对面，试图辨识他们真正的执行能力、吸引杰出人才的潜力，以及在逆境中坚持下去的意志。我们曾经足够多次地判断正确，以至于围绕这种能力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资产类别。而最能让你看不见自己那幅肖像的，莫过于把漫长的职业生涯都花在审视别人的肖像上。

我的合伙人 Rob Go 曾直言不讳地写道，尤其是种子轮风险投资目前正 “直面灭绝。” 在另一篇配套文章中，他用标准的 Christensen “延续性创新 vs 颠覆性创新”框架来界定这一选择。他说得没错：早期 VC 面临的压力是结构性的，而且不太可能逆转；他也没错：几乎每家机构都会声称自己正在采用 AI，但真正改变自身运作方式的却寥寥无几。

我们一向以能够分辨延续性创新与颠覆性创新而自豪。但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却误判了。

风险投资领域几乎所有人都在把 AI 当作一种延续性创新来看待：同样的 craft，更好的工具，更快的项目搜寻，更敏锐的分析，让合伙人腾出手来去做那些据说真正重要的部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也值得去做。但这也恰恰是安逸的 incumbents 总会做出的那种选择。

更难以接受的可能性是，AI 颠覆的是这项工作本身，而且是自下而上地切入，触及 venture firm 的每一项职能：sourcing、diligence、decision、支持，甚至关系本身。若将这一趋势推演得足够远，它不只是提升每一项职能；一旦这些职能不再需要我们，它还会重新定义 firm 究竟是什么。

当我私下告诉同行，我相信 AI 将会取代我们的工作时，我通常会被一笑置之，或遭到强硬的反对。

对于 early-stage venture 不会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颠覆的这种本能式否定，理由在于：venture 是一门关于关系和信念的生意，而不是信息的生意。人们会说，founder 希望房间里有一个真人，品味、信任，以及那种孤独的、非共识的下注，是无法被自动化的。也许吧。这值得一个严肃的回答，而不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回应；而给出这个答案，正是一个新的 blog series 大部分要做的事。但“你无法通过创新抹去让我变得特殊的东西”，几乎一字不差地，就是 incumbent 在走向衰落时会说的话。

这就是这个行业一直挂在楼上的那幅肖像。

我们会对每一家走进门来的公司进行严格而清醒的评估，采用我们因此闻名的同一套耐久性测验，但我们并没有把它用在自己身上。我们本可以这么做。我们选择不这么做，因为我们怀疑自己不会喜欢那幅画像。

我开始写这个新博客，Carried Away，是为了把它当作一份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对自己做的尽职调查备忘录。我公开写下这些内容，其中大部分我自己也仍在梳理，因为我宁愿太早，也不愿最后发现自己已经太晚。归根结底，这关乎真相——现在面对它，总比以后再面对要容易些。我会像分析任何一家正面临颠覆的公司那样来梳理这件事：过去决策型业务是如何被自动化的，以及每一次怀疑者都说了什么；我们这门手艺里哪些部分真正安全，哪些只是感觉安全；以及一家从空白纸张上重建出来的机构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无论如何，那幅画像都在阁楼里。我们不妨爬上去看看。